附录四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第5/7页）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二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化，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群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担任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学生，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地住在香港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香港的皇后大学高上几百倍。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比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无论怎样地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吧！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吧！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绝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地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地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