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4/11页）

博伊兰从未忘记是自己把队伍带进死亡区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每个决定，相信更好的领导可能会挽救那些逝去士兵的生命。他的直觉或许是对的。回到美国时博伊兰比离开时轻了三十磅，瘦成皮包骨，眼窝带着发紫的淤青，眼睛仿佛深陷海底。我和那五名阵亡士兵没有个人交往，因此我往往怀着神圣的爱国情怀看待他们的死，而博伊兰的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憎恶和怀疑——这令他心如刀割。

我们从伊拉克回国后，他就一蹶不振，在海军陆战队舞会上大出洋相，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八点他走进行政办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间含着一大块湿烟草，问道：“谁有吐渣的杯子？”没人愿意让他吐在自己那里，于是他耸耸肩，说了句“啊，我操”，然后拽起自己的衣领，吐在了衬衣里面。这事在陆战队里被议论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一种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种。差不多我们一回国他就开始想尽办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这在我们的派遣结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着9团1营的一位连长软磨硬泡，直到他们为他预留一个名额。随后他来行政办公室办手续时，我没有按惯例让下属处理，而是让他直接来找我。我想再次面对面地见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说。

“是的，长官，战斗在那里。”

“9团1营，”我说，“‘行尸’。”就所有战队的称号而言，他们的大概是最棒的。因为经历了越战，9团1营有资本夸耀他们在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高的阵亡率。陆战队员喜欢把自己比作拥有自杀性攻击力的疯狗——现实中他们有时确实如此，因此“行尸”在他们眼中很“酷”。

“是的，长官。”

“你知道，”我说，“他们规定最短休整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准备好了。”

“9团1营很多陆战队员都从没被派遣过，长官。”

“你有他们需要的经验？”

“是的，长官。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陆战队员常在军官面前唱些陈词滥调，所以有时很难听出他们的话里有几成真话。

“9团1营有不少陆战队员已经派遣过三次、四次、五次。”我说。

他点点头。“长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发生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难以反驳。

“真的很难熬。”他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仿佛在谈论天气规律，“这帮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对同样的事。”

“有些人或许的确需要。”

“我懂得怎样和人相处，”他说，“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语气里透出极度的冷峻。这让整间屋子都显得冰冷、沉静。

“我同意，”我说，“很高兴你会去那边。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我为他办完派遣手续就让他走了。他问我最后的一件事是：“长官，你觉得他们会授予蒂姆中士荣誉勋章吗？”那是唯一一次他冷静的外表上露出一丝裂隙，透出他的真实情感。

“我不知道，”我说，“希望如此。”这个回答听上去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天以后我只见过沃克勒两次。一次是在追授蒂姆中士海军十字勋章的仪式上，他和博伊兰强忍泪水，最终都失声痛哭。就在那个星期我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在陆战队的经历，我是不会被录取的。对纽约大学来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名有两次派遣经历的老兵。这在他们眼中颇具分量。

最后一次是沃克勒启程前往阿富汗那天。我正在午休时间进行三英里跑，而他的连队在麦克休大道旁集结，等待登车。家属手中的美国国旗多到你可以把星条旗作为迷彩伪装，天气热到每个胖叔叔腋下的汗迹都扩散到胸口。

沃克勒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抽烟、开玩笑，仿佛准备去露营——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停下脚步，迎上前去。沃克勒看见我，露出了笑脸。“长官！”他说。他没有行军礼，但并不感觉不敬。

“下士。”我说。我伸出手，他用力握了握。“祝你在那边好运。”

“谢谢，长官。”

“你会干得很棒，”我告诉他，“处理你的调动，那是我工作中值得骄傲的几件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