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第6/7页）

我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出了门。我走上台阶，穿过后院，竭力不去想任何事。但我的努力只是徒劳，于是我使劲回忆那个拉斯维加斯女人的名字，仿佛那名字能像咒语一般保护我。

那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显得极不情愿。但我差不多能肯定我对她做的事不算强奸。她没有抱怨，从没说过“不”，也没有反抗。她一个字也没说。开始几分钟后，她甚至配合着我机械地摆动起臀部。那晚她烂醉如泥，很难看出她到底想怎么做，但如果她真的不情愿，一定会说点什么来阻止我。

多数海军陆战队员在周五晚上找女伴过夜时不会在乎她醉得多厉害，也不在乎她是因为真心喜欢你，或是不讨厌你，或只是害怕你。至少我认识的人都是如此。大学兄弟会的那帮家伙多半也不在乎。从瑞秋家回来的路上，这件事开始困扰我。

回到家我一直沉默，晚上和高中朋友喝酒时也一言不发。他们和我关系一般。我在高中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我的全部时间都给了瑞秋。但和他们喝杯啤酒还是蛮不错的。

整个晚上不断有高中同学走进酒吧，几乎成了一场同学聚会。我不住地想瑞秋是否也会出现，但她当然不会。我喝得有点高，忍不住想讲故事。

喝酒的人里有个大我几岁的家伙，他有一个表亲死在了伊拉克。我的第一反应是或许我处理了他的尸体。不过他在我去之前就死了。

那家伙是机械师，看上去像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没有谈论杀死叛军的事，也没对我在伊拉克服役表现出过分的敬意，只是说：“一定很艰苦吧。”仅此而已。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但当时几杯酒下肚，我把本想讲给瑞秋的故事告诉了他。

故事是关于我们见过的最糟的烧伤。没有必要从尸体烧焦或是残缺的程度来判断，它无疑是最糟的。

那名陆战队员从遭袭的车里爬了出来，但还是被车外的火焰吞没。军警队的战友将他的遗骸从现场的垃圾和瓦砾中捡回，送到我们那里。我们记录了他的伤情、身份识别标志以及缺失的部位。大火中残留的大多是常规物件。他左胸的口袋里揣着交战守则，尽管塑封已经融化，字迹模糊不清，但还是被防弹衣保护着。还有烧焦的战靴、狗牌和制服残片。腰包里无法辨认的塑料物品。钱包里融成一整块的信用卡和身份证件。头盔不在其间，他一定戴了头盔，但在搜索过程中遗失了。

有些我们处理过的尸体带有很私人的物品，比如超声检查图或是自杀遗书。这具尸体上什么也没有。

然而，他的两只手各自紧握着什么。我们必须很小心地将掌心里的物件取出来。G下士左手，我右手。“小心，”他说，“小心，小心，小心。”他是在对自己说。

整个过程中，我尽量不看死者的脸。我们都这样。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手上，以及里面的那个物件。私人物品对家属很重要。

我们缓慢、小心地掰开一根根手指。G下士率先完成。他托起一块小石头，看样子可能来自某个碎石堆。一分钟后，我从尸体的右手里也取出相同的一块。灰色的小石头，接近圆形，但带着几处棱角。它嵌进他的掌心，我不得不弄破他的皮才将其取出。

几天后，G下士向我提起此事。在那名陆战队员之后我们又处理了更多尸体，而且G下士平常从不谈论处理完毕的尸体。我们站在餐厅外吸烟，望着远处的哈巴尼亚，他说：“那人当时完全可以抓住任何东西。”

我试着把这个故事讲给那个机械师听。我醉得很厉害，他却异常专注。

“是的，”他轻轻地说，“是的。真让人受不了。”能看出他字斟句酌，“听着，我有话对你说。”

“嗯。”我说。

“我很尊重你的工作。”他说。

我抓起啤酒瓶喝了一口。“我不希望你尊重我的工作。”我说。

这个回答令他困惑。“那你希望我怎样？”他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酒。

“我希望你觉得恶心。”我说。

“好吧。”他说。

“而且，”我说，“你并不认识那年轻人。所以别假装你在乎他。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个有爱心的人。”

他很明智地没再说话。我期待他问一些不该问的话，比如这场战争、那位死去的士兵，或是他掌心的石头。我和G下士把那两块石头留下了，我那块当晚就在我的口袋里。但他没有再说一个字，我也一样。这才是我向别人讲述战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