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7/9页）

郑心清又提到了次郎，她也知道不可能说服酒井完造，可她还是想说。这种内心的倾斜，是不是代表着情感的微妙变化？

事后，加藤子主动向郑心清说起次郎，她说她和丈夫都挺懊悔过去太惯纵次郎了，因为次郎小时候体质弱，经常有病，受到照顾自然就多，这样就使得次郎性格也与身体一样，变得软弱了，所以，当初他想去美术学院学画，夫妻俩儿也就勉强同意，现在想来，真是后悔。

郑心清想不通，既然如此，做父母的依从了儿子的心愿，为什么强迫儿子做不愿做的事情呢？日本人啊，真的让人琢磨不透，说实在的，郑心清思维不是很开阔，辨别力也不是很强的姑娘，可随着她来到日本时间越长，越发觉得日本，无论是人，还是所做的事，都是个怪，怪得出奇，她想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形容，思来想去，最后想到这两字：畸形。

是啊，郑心清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姑娘，她哪能看到日本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土崩瓦解，继而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权力相争，但还是把天皇看成至尊。这样就造成社会动荡，具有野心和野性的政治人物产生了，并开始逐渐操纵社会，人心浮动、躁动，军国主义的思潮，越演越烈。易受影响和富于理想的年轻人，认为最好、最有前景的就是参加军队，这样才能为天皇、为国家效命，随着军队的扩大和庞大，想体现军人价值和军队威力，最好的证明，就是战争。

酒井完造就是军队中，最卖力、最忠实的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实行改革的倡导者，同时，他还参加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组成的：“樱花会”。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大多人都是军队中高级军官和在政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

试想，次郎生长在这种家庭，又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他能逃避现实吗？再说了，酒井完造自认身负着历史的重任，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置身于光辉的事业之外？梦想归梦想，现实毕竟是现实，一次意外事件，使他对次郎彻底失去了信心。

这天，次郎对母亲说，他要去富士山写生。母亲说后天就要去军校了，还是在家做些准备吧。次郎说，他已同意去军校了，进入军校将是另一种生活了，他说去富士山做最后一次写生，以后就把画笔丢下，再也不去碰它了。母亲还能说什么呢？

富士山被日本人誉为“圣岳”。日本民族的象征，距东京约八十公里，海拔三七七六米，是日本的最高山峰，山巅常年白雪皑皑。

次朗单独或与同学来过富士山很多次，大多是来写生，也有专门游玩，每次来到这个“圣山”，他的心情都是快乐的。这次就不同了。最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登上山顶，而是在半山腰处，找块石头坐下，仰面向峰顶寻望。以往，每每看到这雄伟山峰，便使他想起，江户时代，最著名的浮世会画家葛饰北斋以富士山为题材，创作的连续版画“富岳三十六景”，还有他后来创作的“凯风快晴”和“山下白雨”，这两幅被人亲切称为“赤富士”和“黑富士”的画，常浮现自己的眼前。他梦想有朝一日，他也能成为葛饰北斋那样的画家，留下传世的精美之作。可现在看来，这一切真的成为梦想了……

下午三时，酒井家的电话响起，加藤子接起来，对方说是富士山下的一家医院，告之次郎受了重伤，正在医院进行抢救。加藤子顿时不知所措，郑心清听了也慌了手脚。片刻，加藤子想到丈夫，连忙给在外面的丈夫打去电话。

酒井完造说是回国休假，没有一天好好在家休息，不是开会，就是访友，还要做什么调查之类的事。听到次郎受伤的事，他心里自然也非常焦急，本想独自驱车前往，又一想，不知次郎……他怕这是最后一次与次郎见面，还是带上妻子吧。加藤子上车时，郑心清也跟上了车，酒井想让郑心清留在家里，但没说，多亏郑心清随去了，不然次郎就……

当车子到达医院时，次郎正在抢救中，有知情人说，是几个从富士山下来的游客，在半山腰的乱石中，发现满身是血，昏迷不醒的次郎，还有画板，那个地方很险峻，显然是次郎写生时，不注意，跌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