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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主任这样一说，把杜聿明吓得心惊肉跳，以为对方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谁知停了一会，陈主任又问：“你们有谁知道杜聿明到哪里去了？”

三个人一致摇头：“不知道，听说乘飞机逃跑了。”

陈主任左审右问，三个人则揣着明白装糊涂，见一时半会问不出所以然，陈主任停止了审讯，除枪支外，一一发还了他们的个人物品。

审讯之后，解放军战士把尹东生的东西归还后对他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吧。”尹东生侥幸脱身，只剩司机张印国陪着杜聿明。

两人被警卫人员押着带到一个广场上，从十三兵团大批的俘虏面前经过。抬头瞅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杜聿明感到既惭愧又恐慌。惭愧的是弄到这一步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部下，恐慌的是知道解放军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恐怕很快就会把他的真实身份弄清楚。念及这些，杜聿明赶紧埋下了头。

最后，两人被带到一间空磨坊内，一个战士对他们说：“你们先休息，好好想想，等会有人来见你们。”

杜聿明垂头丧气地坐着，“战犯”这两个字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一步。“唉，完了！”一旁的张印国劝他：“主任，到了夜里你还是找个机会逃走吧。”

杜聿明先点点头，又摇摇头：“不行啊。我现在腰腿都疼痛难忍，又走不快，别说出不去，就是逃出去了也走不了太远，说不定还得被俘。”

沦落到如此地步，杜聿明内心一直在思量着对策：“自己是共产党认定的战犯，被识破身份后肯定会被处死。与其这样，还不如自裁了断，这样还落个‘杀身成仁’的忠名，也算对得起校长多年的栽培。”

主意打定，他对张印国交代：“你赶快喊人，说我们要解手。”

警卫人员过来带他们到旁边的茅房，杜聿明进去了，警卫人员和张印国在门口守着。大约过了几分钟，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人员就进去催促，看到杜聿明正提着裤子，手里拿着一卷用剩的卫生纸。

将杜聿明押回磨坊后，这个警卫人员越琢磨越不对劲。“都这个时候了，谁拉屎还有纸擦屁股，而且是这么高级的卫生纸！这个人一定是个大官！”于是，警卫员赶紧把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汇报了上去。

杜聿明回到屋里，口袋里多了一块石头。警卫人员离开后，他趁张印国不注意，拿起石头就往头上砸，几下就把头砸得头破血流。张印国发现后，连忙大叫：“有人自杀了，快来人啊。”

警卫人员喊来几个人，赶紧把杜聿明送到卫生处进行紧急抢救，所幸没有伤到要害部位，不久他就苏醒了。此事给参与审讯的人员提了个醒，结合卫生纸的事他们更加警惕起来，立马把张印国叫过去，连夜进行突审。

“张印国，我现在问你问题，你敢说半句假话，我立马把你拉出去毙了！”负责审讯的连长把手枪“咣当”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我说，我说！”张印国吓得如筛糠般颤抖。

“高文明到底是什么人？”

“他，他是，他是杜长官，杜聿明！”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张印国很快交代了“高文明”的真实身份。

杜聿明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顽抗到底。

第二天，陈主任来了，先是围着杜聿明转了一圈，然后望着他哈哈笑了起来，最后说道：“高文明呀高文明，你这个人的骗术还真高明，我都差点被你骗了！说吧，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杜聿明知道已经隐瞒不下去了，翻翻白眼看着陈主任说：“你们不都知道了吗？还问什么问！”

确认身份之后，警卫人员组织担架队把杜聿明抬到了纵队司令部。杜聿明表现得冥顽不化，很不配合。四纵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还是以礼相待，非常客气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作为“战犯”将他立刻处死。

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得到丈夫被俘的消息后，匆忙从上海赶往南京求见蒋介石，并声称要奉还蒋经国所送钱款，请求蒋介石搭救她丈夫。尽管曹秀清一路哭泣高喊，却终未见到蒋介石。对此事，《中央日报》以《曹秀清大闹总统府》为题做了报道。之后曹秀清因听闻杜聿明已被共产党处决，只得携全家移居台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杜聿明长子杜致仁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由于家庭拮据，只好向台湾银行贷款。他没有料到的是，只差最后一年即可毕业时，银行却终止了贷款。万般无奈之下，曹秀清只得向蒋介石写了借贷三千美元的报告，可蒋介石签字只准借一千美元，并且分两年支付。曹秀清将到手的五百美元寄给儿子，当接到这笔钱之后，倍感世事悲凉的杜致仁，在极度失望和悲愤中服用安眠药自尽了。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曹秀清一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海外回到北京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