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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有期！”孔汉文嘴里这么说，心里想的却是，“等着瞧吧李大主任，等飞机到达蚌埠，刘峙打开箱子后，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

按照计划，29日国民党二、十六兵团要先发动佯攻，释放“烟幕弹”，等到30日晚才能撤离徐州。但十三兵团和十六兵团有些部队等不及了，提前十二小时就开始了行动。29日晚，很多部队慌慌张张地销毁文件并将军事装备陆续先行撤走。没有不透风的墙，徐州很多百姓见部队果然像传闻的一样要撤离徐州，便不顾一切收拾好家当准备跟随部队一道离开。

30日，徐州城内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大规模撤退。由于徐州至南京的陆路交通早被切断，徐州以东也全部被华野占领，国民党三个兵团只能向徐州西南方向转移。

徐州“剿总”下令宣布，撤退计划由杜聿明亲自部署和指挥。杜聿明将“剿总”直辖部队临时编成两个纵队，一个纵队由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兼任指挥官，所辖总部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通讯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装甲兵团。另一个纵队让徐州警备部司令谭辅烈担任指挥官，辖地方武装部队、警察、交通兵，两个纵队都跟随总部转移。

就这样，徐州国民党部队及“剿总”机关、民众等约三十万人毫无章法地裹在一起，浩浩荡荡拥出西门，经萧县向河南永城方向转移。

部队撤退时，“剿总”开始要求分成三路行进。撤退路上炮声不断，很多没有作战经验的行政人员惊慌失措，很快秩序大乱，撤退变成了争先恐后的大逃亡，一路丢盔卸甲，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拖家带口的民众和大小牛马车辆拥挤于途，车轮滚滚，尘土飞扬，严重阻碍了国民党部队的行军速度，就连文强乘坐的车子都无法通行，他也只好下车步行。

在乌烟瘴气的撤退人潮中，已经无法分清哪些是部队，哪些是百姓。士兵找不到长官，军官也找不到自己的士兵，部队乱作一团，指挥体系丧失殆尽。文强在人流中好不容易看到了十三兵团的李姓参谋长，问他：“你知道李弥司令官在哪里吗？”

参谋长回答：“不知道”。

文强又问：“你们兵团殿后的主力师现在到了哪里？”

参谋长再次回答：“不知道”。

正在这时，李参谋长看到了自己兵团第九军军长黄淑，像是看到了救星，急忙对文强说：“您不是问我们兵团殿后的主力师吗？呶，殿后的第九军的军长来了。”

文强向黄淑询问情况，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文强虽然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员相互间唉声叹气地低声嘀咕：“说什么都晚了，命该如此！”

在拥挤不堪的队伍里，一位姓宋的团长指着队伍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对另一个人说：“刘占理，我把福贵交给你了，你给我照看着点，不许有任何差错。”

刘占理回答：“是，团长，您就放心吧。”

叫福贵的小伙子是宋团长的侄子，非要跟着叔叔撤退，宋团长实在没办法，就把他拜托给了团副刘占理照顾。这个刘占理并非与原来四十四军的师长刘占理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而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四十四军从海州方向向徐州撤退时划归第七兵团，跟着黄百韬一起被围在了碾庄圩，后来四十四军被歼灭，军长王泽浚被俘，刘占理听奶奶的话“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化装成士兵偷偷地跑了出来，在徐州附近收罗了一批从战场上逃出来的残兵败将，经过整训后被编入十三兵团，无奈职位已满，只好去了老朋友宋劲道的团里，屈尊弄了个团副的位子。

刘占理没办法，既然答应了团长，就要尽责。在出西城门的时候，有的人被挤倒了，其他人就直接从身上踩了过去。刘占理怕福贵被挤丢了，就紧紧地拉着他。不过这小子也不老实，见路边丢有一个包袱，就挣脱刘占理的手上前去捡，说是看看有没有金银财宝，气得刘占理忙喊：“赶快扔掉，赶路要紧。”不一会，这小子又捡到一支手枪，高兴地说：“刘叔，你看，王八盒子。”刘占理一看，说：“空的，没有子弹，要它干啥，赶紧扔了。”撤退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虽然是漆黑之夜，天空中有时却亮如白昼，那是部队撤退中打向空中的照明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