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圣经（第4/10页）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

对抗上述破坏力量的唯一对手，在希特勒看来（他在书中也认为）就是团结统一、血统纯正、时刻准备战斗的国家。实际上，战斗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长与生存方面的当务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斗争从来都是提高物种健康水平与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动因。”24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只有纯正的种族，没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扰而退化的种族，才能奋起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种族）意识，消除任何不纯正因素（即犹太人）。希特勒声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犹太人绝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写道，他们声称只是一个“宗教群体”，那是“第一大谎言”。他们是一个种族，这种情况不会因地理因素所改变（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国），不会因语言因素而改变（比如只讲德语），甚至也不会因宗教归属而改变（比如皈依基督教）。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德国人永远是德国人）。对于希特勒而言，同犹太人做斗争是真正的宗教事业。他写道：“在抵制犹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对严肃科学过于简单的解释之上。希特勒把人类同动物及其毫不掩饰的交配习惯相提并论。他还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种族划分类别，比如“创造文化的种族”（雅利安人）、“维持文化的种族”（日本人）和“毁灭文化的种族”（犹太人）。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一种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但是对广大读者与听众而言，却很有说服力，别看它具有伪科学色彩。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总括起来最终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赞成开展三种大规模的行动：对西方开战，对俄罗斯开战，实行大屠杀。这一行动计划，希特勒一直坚持实施到最后。

岑普芬尼格写道，希特勒为了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须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立面，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样复杂具体。例如，针对马克思强调人在战胜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规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左右种族差别，导致种族战争。针对马克思主义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目标，纳粹主义主张永恒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而希特勒主义则主张通过万众一心的“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差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背离集体生活去创造个人私有财产是原罪；希特勒声称，背离由自然决定的种族分离是原罪，会导致种族混合和种族退化。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我的奋斗》则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认为它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