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朝遭受着冲击（第5/12页）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

（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讲，上述这些现象通过某种自纠，或许还可以应对。但鸦片对维护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的侵害，则让帝国的高层们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当时吸食鸦片之风首先在沿海地区的军队中蔓延，例如鸦片危害的重灾区广东地区的军队，很多士兵由于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辖区的防卫任务，需要从外地调军协助。当时有人戏称军队是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烟枪，可想而知，国家是无法依靠这样的军队镇守国门的。

纵观当时鸦片对国家的种种危害，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帝国高层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鸦片进行严厉的禁止，帝国或许会最终灭亡在这个让人成瘾的毒品上。因此道光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对鸦片出手进行整治。

4. 禁烟立场

今日我们回头再去看从道光即位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二十年的禁烟历程，可以说道光皇帝虽然决心很大，但他依然没有逃脱先辈们屡禁不止的套路。况且从思想上对禁烟策略进行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使得鸦片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在缝隙中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不得不强硬地进行虎门销烟。

在道光刚即位的时候，首先是重申以前的禁烟令，规定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必须首先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以示愿意承担某种责任或义务，诺言如不能履行，甘愿受罚。

]方能开舱。开烟馆者，判流放；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但结果却是鸦片依然畅销，究其原因则是刑法虽然加重，但还不致死罪。可是那些有烟瘾的人，如果不及时吸食鸦片则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情愿以侥幸心理触犯法律，也要买到鸦片。

道光即位元年的禁烟令，只是表明朝廷对鸦片的严厉态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朝廷的禁令等于一纸空文。于是次年初，道光皇帝下诏让朝臣们广开言路，想出禁烟的好办法可以上奏。

御史黄中模和尹佩棻在这一年相继上奏折，对鸦片泛滥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其中以尹佩棻的《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在奏折中分析了鸦片走私严重的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不认真查办，只派一两个武弁巡查，而巡查的武弁接受贿赂与走私者勾结包庇；二是广东海关包税之策，使得洋船一进关口，就有包揽上税者，而且这些人会先将洋船所携带的鸦片寄存在渔船中，洋船再行入关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