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赵秉钧病死情形（第3/4页）

这段记载中的“天津兵变”，是指1912年2月底3月初第三镇统制曹锟部下部分士兵所发动的兵变，初在北京城内，后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袁克文本来是要记述赵秉钧死前情形，却先讲了一个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在上年“天津兵变”中纵警行掠，“纵下贿上”，以及直隶都督赵秉钧一年后欲追究杨以德责任而与之发生口角，乃至“以足蹴之”的故事，其用意显然是要暗示，赵秉钧之死，杨以德脱不了干系，而与其父袁世凯无关。在《辛丙秘苑》另外一处，袁克文干脆说“赵为仇家杨某所毒”。[138]在如此用心下，袁克文接下来所描述的赵秉钧疑似中毒身亡的症状，已很难令人相信，甚至赵秉钧与杨以德发生冲突的故事，也不能排除为袁克文所虚构，因为赵秉钧自武昌起义后不久便任民政部首领，接着又在南北统一后任内务总长，旋兼任国务总理，全国各地警察与地方治安一直由其主管，何以他不在兵变当时便追究杨以德的责任，而要在卸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之后才追究？事实上，赵秉钧并不能算“猝死”，由于其常年吸食鸦片，加之公务劳心费神，身体状况早已不佳，前引其幕僚所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1912年夏，报纸就有“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之说。[139]刺宋案发生以来，赵又绞尽脑汁，疲于应对，健康状况愈加糟糕，曾入法国病院接受治疗。屈永秋的医检报告也表明，其最后一次生病已有一段时间。因此，赵秉钧死亡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朱启钤是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在赵秉钧死去多年后，章士钊写信询问他是否知道赵秉钧之死内情，朱复函写道：

我闻津门传言，是智庵厨人被买通而下毒，其暴死于本宅厕中，时已午夜。先是洪述祖构成宋案，以勋位许应夔丞，夔丞索酬不遂，咆哮难制，述祖因扼杀之于京奉火车包房以灭口。时南北报纸，纷纷攻诘，都指为智庵主谋。项城与人谈到此事，兼有利用形势，推刃智庵之暗示。而智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实亦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智庵之出为直隶都督也，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加以述祖深结项城以倾主，尤使智庵愤激。北洋为第一强藩，智庵入津，于自为辩护处，更觉放言无忌。先之以袁、赵之互怨，继之以赵、洪之内讧，于是项城认智庵为叛己抗命。述祖亦心怀恐惧，先下手为强，而智庵不免于死矣。或谓买通厨人，即述祖所为，是或可信。[140]

结合前所论述，朱启钤所云“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部分符合事实。但他又说袁世凯试图将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秉钧，洪述祖亦因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而心怀恐惧，因此由后者买通厨人毒死赵秉钧，却与事实不甚相符。其一，朱启钤所谓赵秉钧死于厨人下毒，是“闻津门传言”，并非他掌握内幕，以下关于赵秉钧之死的分析都是依据这一并不可靠的传言为前提。其二，洪述祖以“勋位”许应夔丞，而能够授予勋位的只有大总统，应夔丞索酬必然会使外间认为袁为刺宋幕后主使，从而使袁难以说清，故只有袁才有杀应动机，而非洪或赵。其三，赵秉钧死前，洪述祖为宋案重大嫌犯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并且洪已经逃匿至青岛德国租界。因为赵秉钧“放言无忌”就“心怀恐惧”而“先下手为强”，根本就无此必要。其四，赵秉钧死时，宋案风潮已经过去，袁在宋案风潮最盛之时曾极力为赵秉钧辩护，此时却要因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既自相矛盾，又无此必要。其五，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朱启钤解释为“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与事实亦不尽相符。实际上，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为自证清白，曾很多次提出辞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才同意，但转而又任命赵担任直隶都督这一重要职务。

实际上，赵秉钧被毒杀的谣言，当时就已经有过澄清。关于西电所云赵秉钧厨师被捕，杨以德曾向路透社记者明确“否认被拘之谣，且谓赵秉钧实死于积痼，其仆无一被疑就逮者”。[141]《顺天时报》也就失实报道刊登“更正”，称：“直督赵智庵前以警察能员位极总理，今者忽尔捐馆，民国舞台上遽失一台柱子，京津人心之恐慌，乃势所必至。本报即随所闻，登录‘京津间之临时戒严’一节，原冀各界得悉政府保安有道，人民不致虚惊。今据宪兵营称，赵督逝世，实系病故，内中无他项情节，政府亦自不必临时戒严。特此取消前闻，以免讹误。”[142]《神州日报》则发表通信，说明赵秉钧遭毒杀谣言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