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赵秉钧病死情形（第2/4页）

赵智庵之死，实在民国三年四五月间（应为二月间——引者），彼时我正在知事试验场中；考场假象坊桥众议院为之，全按锁院制度行事，委员长与同考官，都居闱中，不得外出。一日傍晚，忽奉总统电召，称赵秉钧急病身故，命朱某赴津视察情形，同时接任都督之职。我即赴公府晋谒，见项城形色哀痛，言语仓皇。我因面陈试事方始，不能离场，可否改命朱家宝前去？时家宝为同考官，在锁闱中。经项城同意，电家宝进府，面授机宜。下令朱家宝任直隶民政长，派专车送去，我亲至车站送行，时已夜半矣。家宝去，我仍回院主试事，俟过正场三日以后，我方赴津会敛（俗名接三）。其在赵宅治丧者，为朱家宝、张怀芝、凌福彭、杨以德等，皆天津官场人物也。[133]

赵秉钧去世数日后，曾奉命与洋医一同为赵秉钧治病的总统府医官屈永秋，出具医学检验报告，向袁世凯报告了赵秉钧致命之由，认为赵系死于“心脏神经痛症或血牷〔栓〕所致”的“心经衰弱”。报告云：

为呈报事。窃永秋前奉电谕，以直隶都督赵秉钧现在患病，饬即前往诊视等因，当即偕同洋医官贝熙业前往诊视，并将病情随时电陈在案。兹将详细情形开呈钧鉴。前直隶都督赵秉钧于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起病，至二十七日早病故，当经永秋偕同洋医官贝熙业前往诊视一切。查病者所得系周身动脉硬变（心经尤甚）、心脏内膜炎及心脏神经痛等症。此等病症由以下所列各病状证明之：（一）因其太阳动脉、挠〔桡〕骨动脉及经骨动脉白膜硬变；（二）脉弱无伦次；（三）无心尖搏动之声；（四）有缩期僧帽瓣杂音；（五）心经舒缩声音无力；（六）心经左房稍为涨大；（七）时觉有心脏神经痛之病；（八）肝经涨大。病者最难堪处，惟胸部作痛，发觉无常，或日或夜，或胃空，或胃饱，或寝睡时，致令病者不安眠。以上各病状两星期以前业经发现，当痛时不呕吐，惟觉头晕，胸部、头部紧缩，难于呼吸，恒不安寝，熟睡极难，稍睡复醒。病症发现后，气体之衰弱为向来所未有，察其肺经无恙，惟胃经稍为涨大，舌苔极厚。细诊心经，觉其缩期僧帽瓣杂音沈弱不变，在心尖搏动部位，其声尤为清晰，且达至腋部。按以上各症状，推其致命之原，系心经衰弱，由于心脏神经痛症或血牷〔栓〕所致也。[134]

这份出自曾亲为赵秉钧诊疗的医学专家的报告，应当说是很可靠的，赵秉钧确系病故，并无疑问。

然而，由于在过去近一年中，刺宋问题一直为舆论所密集关注，案中关键人物之一应夔丞刚刚在一个多月前被人刺死在由北京前往天津的火车上，现在另一关键人物赵秉钧忽然又死亡，遂致外间对其死因言人人殊，疑团不释，乃至“京中盛传毒杀之谣”，外电甚至说“赵之厨人已受种毒之嫌疑而被拘”。[135]《顺天时报》则报道内务部曾给京内外各公署发出秘密通告，内称“有乱党能于鲜果食物内注射毒药，人食之不动声色，在二十四点钟内致于死命，亟应慎防”。又说有乱党欲乘机潜入京津，希图暗杀，扰乱大局，京津一带已临时戒严。[136]

舆论之所以怀疑赵系被人毒杀，其实主要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赵曾与袁同谋杀宋，故袁毒杀之以灭口。百余年来，人多持此一说。袁克文在《辛丙秘苑》“赵智庵猝死”条中，也暗示赵秉钧系被毒杀，只不过他把毒杀赵的人说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意图为其父辩护。其言道：

天津兵变，警卒多比匪行掠。警厅长杨以德……有纵下贿上之事，枢府闻之，欲罪而未发。赵秉钧督直，属其密案。赵亦深恶杨，比至，杨入谒，赵初严诘，杨犹自辩，赵益怒，作村妇之骂，且以足蹴之，杨惭惧而退。赵已拟穷究，越数日，赵访客归，猝病，不能言，未竟日，卒。初，先公闻赵病，遣予临视。予至，赵已绝矣。先公电来，令余详察死状。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拭涤者；臂肉坚，亦青色。赵一妻，无子。询其侍者，谓赵在外未进食，但饮茶一杯耳，饮茶后即归，归亦未食，而病即作矣。时赵之至友蔡乃煌辈咸在侧，虽有疑其死之突，而未闻有执言者。枢府专使旋莅津，亦无议焉。予返京，以详陈，先公叹息久之。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适当倚任。外间不察，或谓为先公所杀，殊诬之甚者也。[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