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第4/9页）

总之，无论洪述祖不能引渡归案，还是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其背后都是袁世凯在起作用。洪述祖不能引渡归案，并非因为他不是杀宋主谋；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也不是因为他有杀宋嫌疑。二人不能归案，皆因手中握有袁主使洪、应收买议员、报馆，操弄宪法起草，以及购买所谓“劣史”构陷“孙黄宋”等内幕。显然，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案情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对袁世凯的形象将是极沉重的打击，从而严重影响其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故袁氏绝不可能允许二人出现于法庭之上。

[1]《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3月22日），《政府公报》第315号，1913年3月23日，第305页。

[2]《袁总统覆江霞公电文》（1913年3月22日），《振南日报》1913年4月4日，第2页。

[3]《嫌疑犯洪述祖逃走矣》，《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4]《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30日，第6页；《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本社记者之忠告》（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

[5]《嫌疑犯洪述祖逃走矣》，《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6]《洪述祖逃走之真象》，《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2日，第2页。

[7]《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电话中之消息》（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

[8]《宋钝初先生被刺案之破获》，《民主报》1913年3月25日，第6页。按此电中“梗”为发电日期，指23日，但武士英3月24日上午才被抓获，不可能在3月23日电报中便出现其被抓内容，因此，此处应是发电人不熟悉“韵目代日”之法而搞错了日期。从电文看，此电应发于3月24日“午后一时”，也就是应夔丞被抓数小时后，因此应为“敬”电或“迥”电。

[9]《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案之一线光明·北京特派员函》，《民立报》1913年4月8日，第6页。

[10]《第四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5页。

[11]《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11—12页。

[12]《破获暗杀宋教仁之凶手》，《时报》1913年3月25日，第7页；《宋教仁遇害四志》，《申报》1913年3月25日，第10页；《谋害宋教仁之匪徒出现》，《时事新报》1913年3月25日，第2页；《谋杀宋教仁之正凶破获》，《新闻报》1913年3月25日，第3张第1页；《谋刺宋教仁案之发端》，《神州日报》1913年3月25日，第6页；《突如其来之嫌疑犯》，《大共和日报》1913年3月25日，第5页。

[13]《第四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5页。

[14]据《第四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3日）“说明”，见《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6页。

[15]《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本社记者之忠告》（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洪述祖逍遥法外》，《民主报》1913年4月3日，第6页。

[16]《洪述祖逃走之真象》，《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2日，第2页。

[17]《前夜总统府之会议》，《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6页。

[18]《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12页。

[19]《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20]《内左二区呈报厅员搜查洪述祖家并办理情形》（甲字第1749号，1913年3月30日到），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案之一线光明·洪宅之搜检》，《民立报》1913年4月8日，第6页。

[21]《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案之一线光明·北京特派员函》，《民立报》1913年4月8日，第6页。

[22]《未得正犯真不甘心·宋先生遇害记九·谁放洪杀胚跑的》，《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