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第2/9页）

而不可猝解。”[152]据《大公报》报道，国民党内“激烈分子颇欲俟选举总统时”，在国会内公布宋案证据，“俾为打破举袁之计画”。[153]《大共和日报》则称国民党“欲借题发挥，一举而攫得政权”。[154]共和党上海交通事务所致新加坡共和党支部兼交通事务所电云：“宋案政府受嫌，然无确据，国民党欲借此推翻袁总统，强谓政府主使，乞告各埠侨商，勿受欺。”[155]《新纪元报》的报道也说国民党内“暴烈一派极力运动以黄兴一派为总统，且以本党组织政党内阁”，又说该派“拟举黎元洪为总统，袁副之，藉以杀袁之势”，“稳健派亦多附和之”。[156]而根据黄远庸从国民党内部了解的情况，“主事者多以刺宋案必与政治有关系，其疑反对党之心思尚少，其疑政府之意思特多，以是竟谓袁世凯决不可任为总统者”。[157]又说原先党中“法律派之排袁，仅在政党内阁，至宋案发生后，则一律主张不举袁矣”。[158]其时袁世凯方面正与五国银行团商谈大借款事宜，《亚细亚日报》透露孙中山、胡汉民要求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致电北京总行，阻止其向政府借款，谓：“袁总统必不能再被选为总统，请于袁总统任内万不借款。”[159]《大自由报》也说国民党“以宋案之关系通电各国，声明正式总统不能举袁，万不可借款于袁任内云云”。[160]孙中山并在3月26日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明确表示，要“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政党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161]在4月初会见有吉明时，孙中山又表示：“关于弹劾问题，须有全体议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和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数通过，如果万不得已，则在选举时或将排除袁世凯而另以他人充任总统……袁如怯懦，自当退让；否则兴动干戈，反可乘机锄除元凶，对国家前途，堪称幸事。”[162]

其他各界反对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3月26日，长沙举行公民大会，宁调元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纵不为皇帝，亦必为终身总统”，“要求国会议员诸君，勿举彼为大总统，庶足以巩固民国，慰宋遁初在天之灵”。[163]4月底，公民陆非非发表“忠告国会议员书”，称袁世凯已为刑事罪犯，没有选举资格，告诫议员“珍重自爱”，不要受其贿赂，选其为总统，以免“遗臭万年”。[164]有一个名叫卜松林的人，甚至给袁世凯发出一封公开电，要袁“速引归林泉，以避贤路，否则杀机大动，咎有攸归，后悔无穷”。[165]5月1日，自由党、社会党、工党等在拱辰门内九亩地上海南市商团操场开全国公民大会，社会党干事沙淦提议：“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院总理案，令临时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临时副总统代行临时大总统之权，并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之资格；令国会议员不得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全体赞成。接着有汪洋、邓家彦、戴季陶等多人演说，“大旨均主张决不承认杀人犯罪之人为大总统、为国务总理，又须合全国同胞，拼死力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之大借款”。[166]全国公民大会还致电袁世凯，发出“最后之忠告”，谓：“宋案证据发表，公与赵君，确为主谋……如能自知罪戾，即日解职候审，并取消债约，以谢国人，庶几克洽舆情，不至受法律以外之制裁；万一执迷不悟，自趋死路，则仁爱俱穷，惟有声罪致讨之一法。”[167]就连日本也有舆论认为，“袁之无为大总统之价值，要可谓已定也”，并认为“支那人亦宜排斥如此不德阴险之枭雄，以绝内部之不安，而维列国之信用，庶乎其为良国民也”。[168]

在上述情势下，袁世凯虽然不曾主谋刺宋，但因无法洗清嫌疑，其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会转向应对宋案给其竞选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袁世凯一方面担心案情发展“恐与选举正式总统大有妨碍”，于4月6日晚“打出密电三十余处（密码字数不一），致各军队及北方各都督，以为选举总统之预备”；[169]甚至对孙中山低三下四，“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孙中山“予以推举”，而孙中山“尚未复其一电”。[170]另一方面，则在引渡洪述祖和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问题上，动作频频，由此出现许多诡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