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第4/6页）

对于洪述祖2月22日函中另一项内容，《民立报》解释道：“‘请款总要在对象（原函实为‘物件’二字——引者）到后’，此‘对象’即指宋先生之生命；‘为数不可过三十万’，故三月十二日（实为三月十三日——引者）应致洪函痛陈去宋之必要，谓‘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盖即以洪所示之数，向袁、赵索偿也。”[136]《中华民报》也认为“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与‘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及‘题前迳电赵袁索一数目’前后相联，盖杀宋前虽索数，杀宋后须索款也。”[137]近人方祖燊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对象’指宋教仁生命。括号内的文字‘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可见暗杀的时间表，此时业已定下。袁世凯在国会召开之前，电催宋入京共商国是，用以配合其阴谋，三十万为杀宋代价的限额。”[138]以上三种说法均大误。3月13日应致洪函容后再论，2月22日函中所谓“物件”仍然是指“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无疑，断非指“宋先生之生命”，因“物件”与“到后”二字相连，若指“宋先生之生命”，则“物件到后”岂不意味着须将宋先生尸身送往北京，方可请款？如此则尚有何秘密可言？袁、赵至愚，当不为此。“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是说政府如果只是财政紧张还不要紧，但因对外借款未成，政府现在实在是穷，因此请款不能太狠，“为数不可过三十万”。之所以限以30万元，是因为2月2日“应密冬电”中曾提到孙、黄派人到日本，愿出30万元买毁“孙黄宋劣史”“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向政府请款30万元即以之为据。至于请款时间，洪述祖之所以强调在“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国民月刊》的解释是：“盖彼时五国团之大借款可以胁迫国会通过，夫然后杀宋之酬劳可得，一若逆料大借款可以唾手而得也。”[139]如上所析，此函所谓30万元并非杀宋酬劳，但洪述祖等待国会开后大借款通过，以便索款，则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洪述祖欲待国会开后，议员们准备草拟宪法及选举正式大总统工作之时，忽然抛出“宋骗案”材料，从而给国民党议员以打击，使相关工作朝着有利于袁世凯方面发展，从而借机向政府索取30万元报酬。[140]

2月22日函是洪述祖第五次催促应夔丞提供“宋骗案”材料。此后大约有两个星期，洪述祖没有函电给应夔丞，直至3月6日，洪述祖才又自天津向应夔丞发出如下一函：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交妥邮，今年阴历正月起）。观川启。三月六日。[141]

此函乃宋案证据中最关键之函，其内容已不再只是催促应夔丞提供所谓“宋骗案”材料，而是出现了关于“除邓”一案的表述。此案在宋案证据中仅此函提到过，案情不明。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各种解释也多不及此函，似乎此函与宋案关系不大。惟《民立报》曾分析道：“此函所云‘除邓’，未写明何人，然以事实揣之，必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君。邓君主张激烈，不畏强御，其为袁、赵所忌无疑。然杀邓君而以杀耗登《民强报》，《民强报》讵肯为之作此大逆机关乎？是又太忍矣。”[142]《民立报》国民党人显然不知，《民强报》其实早已在袁世凯金钱支持下被洪述祖、应夔丞收买了。邓家彦所供职的《中华民报》也认为：“此函所谓‘除邓一案’者，自其语意观之，当为邓君家彦。”[143]不过，应夔丞后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供称，邓“系邓良财，因在外招军，经其报告中央，由徐州军官捕杀”。[144]洪述祖则于京师高等审判厅供称，“除邓”之函系赵秉钧令其代发的，“赵总理曾对其说明邓之名字，伊因日久忘记了”。[145]其实，细读洪函中“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一句，可理解为：“除邓”之前，“须将登载其反对政府文字各报先期邮寄”。既然可于各报发表反对政府文字，则“邓”为文人而非武人可知，《民立报》推断“邓”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就有很大可能，因该报正是以登载激烈反袁文字著称。不过，《民立报》和《中华民报》都只是就“除邓”对象为谁而论，并未注意到洪述祖何以在此函中忽然提到“除邓”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