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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勍亦是做了领命准备，但在接过全盘职责的刹那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重压。虽然他已从宗颖口中了解到，根据李郎中的诊断，宗泽不至于长期卧床，然而这个暂署军政之责，已是令他备觉艰巨。他的心里十分没底，委实不知以自己的能力，去对付那飞沙走石八面来风，能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不出差池。这时他才切实体会到了宗泽的作用之重，深感汴京的确是不可一日无宗泽。

但他亦知此乃责无旁贷。因此，当听宗泽强打精神对诸项要务一一做过交代后，他只能强抑住内心的空落，硬着头皮向宗泽表示，他一定不负重托勉力尽责，请宗留守无须挂虑安心养病。

闾勍的心情自是逃不过宗泽的眼睛，不过，对于闾勍独当一面的潜力，他看得比闾勍本人还清楚。更重要的是闾勍这个人的品格靠得住，该拍板的能拍板，该担当的敢担当。否则任凭宗颖甘云再如何力排干扰，在这种风谲云诡的时期，宗泽也很难在病榻上安卧得住。

方承道探视宗泽的时间，是在宗泽服药退烧之后。他之所以能被破例允准进去，主要是因为他是随同李郎中一起去的。

原来那日甘云寻找李郎中时，李郎中正在购书的那个书肆，就是方承道开的。李郎中常去那里淘书，日久便与方承道相熟。那日李郎中为宗泽诊病完毕，又返回书肆去选购古籍，正逢着方承道至店里上货，由是方承道从李郎中口中得知了宗泽病倒的事。方承道闻讯甚为关切，就与李郎中约好，待李郎中去复诊时，他要与其一道前往探视。

甘云一来是因知道方家与宗泽有那么一层世交渊源；二来是觉着他不过是一介平民，见了宗泽无非是做些一般性的问候之语，不会论及什么令人烦心的政事，见其关心宗泽情意甚笃，也便让他与李郎中一同进了门。

方承道是与李郎中一道来的，却未与李郎中一道走。

见到宗泽后，李郎中询问过宗泽服药后的感觉，重新为他把过脉，又根据其身体状况适当调整了药方，便先行告退了。而方承道则留下来，又单独同宗泽说了一会儿话。当时宗泽已烧退神清，躺在床上除了翻几页书外无事可做，也乐意与他闲聊几句，打发一下枯燥时光。

殊不知，方承道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似乎是闲聊的言语，他其实是有要紧的意思要表达。那个意思，在前些天他来拜访宗泽时曾经提起，而宗泽显然未做认真考虑。现在宗泽因劳累过度病倒，他觉得正是再度进言的时机。他想宗泽若能听劝最好，若是执意不听，他也算是尽了心。

话题先从李郎中独到的医术及用药配伍方法扯起，进而议论到中医关于阴阳平衡、标本兼顾、形神相济、养治结合的玄妙医理，然后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养生方面。

这是方承道的刻意引导。他就此将话题展开，引经据典地向宗泽介绍了一些古代养生家的箴言，尤其是强调了对于过劳危害的警示。他说，古人早有五劳之诫。所谓五劳者，即肝劳、心劳、脾劳、肺劳和肾劳。尽力谋划则肝劳，曲运神机则心劳，意外致思则脾劳，预事而忧则肺劳，矜持志节则肾劳。宗泽即因五劳具备，故使五神不宁而为病。

他还列举了秦始皇及三国时期周瑜、诸葛亮等人之例，指出这些杰出人物的寿夭，莫不与其五劳过甚有关。所以他恳劝宗泽，作为一个年迈老者，务应高度重视樽节惜护元阳，谨防积劳成疾折损天寿。具体地说，应牢记古人总结的养性延命“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

继而，他又同宗泽说到了中医养生所讲究的顺天应时问题。也就是说，根据生物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人在何时该做何事，是存在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们所谓的天道。人对于天，乃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比如一日中的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十二时辰，便是与人体之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诸经相对应。因而时至子时，便应就寝养肝，时当卯时，则当清肠排便，等等。当做时不做不行，不当做时硬做也不行。一日是这样，一年是这样，人的一生亦复如是。阴阳消长俱有定势，内中的道理意味深长。顺天应时者年遐寿永，逆天背时者难免罹灾，是为亘古至理，非人力所能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