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9/45页）

滨沪内幕的暴露，使得梁启超一度心灰意懒，失去了在保皇会内部说话的底气。但他的态度基本与徐勤保持一致。1903年12月1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商股大约可得七十余万，“弟子濒行时，再印一招股简明章程数条，出先生名为督办，弟子名为副督办，其总理、管银等职则由督办派出，盖非如此，则事权不能专也。惟弟子已举惠伯为正管库，寿民副之，濒行已属惠伯克日返国，彼亦欣然，请先生更以电招之。所以必用惠伯者，一因其在美洲声誉最高，人人共信，以之管银，收股更易。一因其人亦实忠义，可无变也。望先生除发电招彼外，仍即发公函，言已举定此两人为管银，凡各处款项，或直汇香港，或就近寄永生、惠伯收”。关于总理一职，梁认为甚难其选，“弟子所见季雨世叔甚才，能谋能断，极佩服之。此人必须招归襄办，惟总理似仍未甚宜耳。要之商会之事，请先生一切定夺，弟子断无横生异议之理，一切意见与君勉悉符合”。[227]

上述种种设想和建议，涉及整个保皇会的方针大计。保皇会成立四年，一直为勤王、生存和动员海外华侨而奔忙，可是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其组织内部迭经冲突，也难以有效地协调运作。如果不能适时调整，很难进行活动，更不用说扩大发展。前此梁启超提出整顿保记，正是鉴于保皇会的组织不能胜任形势的需要。

1903年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详细道出保皇会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在他看来，商务公司集股虽然可得大款，保皇会筹集会款的形式则难以为继，他和徐勤各以一年半年之力，遍游美洲，所得不过华银一万，加上直接汇港者，也只有一万五千。再加新开三埠和墨西哥所得，两年内全美会款不过三万。而当地欲办各种事业，尚须留款，不能全部汇港。各埠成立会所即需用款，不成立则会易散。权限分明虽能得实款，却不易聚多人。南洋各地更是易动摇不可恃。梁启超为了筹款，日日下气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但不知于内地办实事和本埠社会改良有何益处。革义固然难行，舍钱买侠士，又不宜行，“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康有为禁言革义，则只好言和平，以学校报馆等名义倡捐会款，而康有为又欲移以办秘密，即供养刺客。梁启超对外难以向华侨交代，对内又无法做成一二实事，左右为难，内心极度焦虑。[228]

梁启超的进退两难，反映了保皇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这不仅必须由保皇会的最高领导者康有为亲自决定，还需要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传达给保皇会的干部，协调机构，统一认识。保皇会准备采取的形式就是召开大会。1903年10月28日徐勤函告谭良：“长者九月返港，可以大集同人，重申命令，于会事、译局、商会、报局等事一律妥商，另派心腹人主持一切，则大局可安也。卓如本一书生，心地太好，易为人所愚。今趁长者归港，互商一切，则各事不至不可收拾，诚不幸中之幸也。各事必须长者自定，自有办法。”[229]

保皇会决定在香港召开大会及其时间安排，经历一变化过程。本来梁启超计划于1903年九十月间东归，归后必到港澳与总局诸人全盘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230]。这可以视为大会的动因。康有为早在1902年与1903年之交便有归港计划[231]，目的是“以通内地，运动复辟事”[232]。决定开会后，他原定于旧历九月返港，然后大集同人，后来推迟到11月下旬才抵达香港，会期相应延后。11月18日，梁启超通知康有为，要12月中旬方到横滨，还需在滨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233]。11月下旬，各埠保皇会代表陆续抵达港粤，准备参加大会。[234]26日，徐勤通知康有为，他和梁启超、冯紫珊等人要到12月下旬才能返港，保皇会为此再度将会议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