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8/45页）

弟年来出而办事，所见非同门之人，则甚难与共事。盖吾党师弟之谊，千古未有，党所由立，全在此一点精神也，故当极力保全之。[220]

对康有为更加表白道:

弟子数年来阅历渐多，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年来因办事之故，颇欲联络外人，而同门之谊渐衰，于是小人得以离间其间，制我死命，此事实卓如为罪之魁也。俗谚所云：上阵不离父子兵。今日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若舍此而破之，无一事之能办矣。

他还以梁启超及其党羽作为反面典型:

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且卓如不特其弟子攻之已也，其所最崇拜而重托者，一为之，一荫南，然一则阴险以害之，一则糊涂以累之。卓若欲另立一党，弟子可决其不旬日即败矣。

秉着办事同门人的原则，徐勤重新思考保皇会的组织与用人。他在美时计划与薛仙舟返省办一学校，鉴于滨沪情形，不愿全权交薛，为人作嫁，决意不在省城，改在九龙买一地，重立万木草堂，教育亲信子弟。

此堂既成，则夫子若返港，可以久留在此开学，可以复睹昔日讲学之盛事。有此根据地，则旧同门可复合，而新来之人亦可成才，不患吾党之败矣。不然，同门日疏，过了一二年，则更不堪设想矣。

徐勤准备亲自主持九龙万木草堂，以叶湘南为监舍，子良、刘桢麟、梁启田、陈汝成、林奎和他本人为中文教习，鲍炽、陈和泽为西文教习，何树龄为算学，立夫、罗普为东文，“合数年之力以鼓舞之，他日必有可观”。并请康同薇开女学堂，以悉尼吴迴惠为西文教习，“若此则同门人才日多，自可震服一切，无事不可为矣”。[221]因康有为未能及时回复，他又再三致函催促：“万木草堂万不能不重开，不然旧学尽散，新学不来，不战自败矣，故决当速行之”，并且要梁启超将公款汇港，以便开办。[222]他还告诉谭良：“弟现欲返港，在九龙重立一万木草堂，收各同志子弟教之，并招集各同门团聚其中，长者若返港，则在此讲学。如此，则旧学不散而后起有人，吾党可立于不败之地矣。”[223]

对于港澳总局，徐勤并未因广智书局一案而有所谅解。由于梁启超在美大受欢迎，“商会或有百五十万元以上，现外人知吾党势力之大，人人有利用之心，即局中朱礼、罗璪云、陈斗南之流皆然也。受文、镜如太好人，无端而大开门面，多招食客，即至反对党日以攻吾党为事者，犹在此传食（为之之弟专为打听消息者，亦在此），即徐桂之流是也。闻去年至今已费万金以上……加拿大同志闻之咸为愤怒者，今大错已铸，只有错埋二三个月，俟大会议妥后，即改革而已”[224]。徐勤劝告康有为：“夫子若返港，切勿住中环，宜在九龙租一楼住，幽静而方便也。……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夫子在港见人宜细心，见同门人宜力鼓励之。”[225]

为了防止外人趁机利用骗钱，徐勤一再告诫康有为到港后只见同门同志，少见或不见外人。其时郑席儒由粤返东，欲借保皇党商会之力，办省中银行事，云港中同志多赞成之，徐勤则“极不以为然。今日我党之办商会必须求稳当，中国官场日以散吾党捉党人为事，千辛万苦所集之股，而投之于虎口，岑督一去，则如之何？”以康、梁名义招股，全假于郑手，万一有变，康、梁不能入内地与争，则大事去矣。“故今日办事只有在港沪办之，决不能在内地。”

关于商会，徐勤告诉康有为，总理人选“美洲同人多欲举惠伯为此，因其在美甚有人望也”。商会“（沪上买地皮及保火烛公司极可做）。银行、磁局甚难办，无人熟此道，靠外人甚难也”。“今日宜先办之商业，首以小银行为主，次则庄口，再次则上海保火险及按揭公司（因此生意中国人上海未有，且靠人不多，利钱甚大），轮船、磁局、纸局极不易办。”为了确保对财权的掌握，徐勤提出，无论何人担当商会总理，“至于款权，必当夫子自操之，或派一二至亲信可靠之人为此乃可”。“一切财权只有夫子与卓握之，决不能以百万之财，而妄投于一人之手，而甘蹈译局之覆辙也。”[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