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060人，“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不皆有”[80]，并疏请以后两广用人，吏、兵、工部不能恃其权，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谲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度沉浮，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袁世凯若非洪宪称帝，多数人也不免继续为其愚弄。而岑春煊的所作所为，当时人已看法各异，或称忠勇，或斥奸雄。学人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则其权术不仅得逞于当时政坛，更继续作用于后来的学界。
政坛角逐的目的首先在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在朝与在野，固然是得势与否的表征，但其中蕴藏的变数太多，有时内部的利害分歧甚至超过敌我。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那些切身感到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开明派，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政敌往往并非在野的反对派，而是同朝为官的竞争对手。与敌对一方的联系，不仅可以增加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还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出路。
保皇党之外，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暗中也有所牵连，其属员曾请求陈少白等人协助抓捕遁往澳门的裴景福。[81]岑开始甚至对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亦颇重视，该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82]。后因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与省港两地的粤路股东矛盾激化，《中国日报》抨击最烈，双方关系才迅速恶化。由此理解清末保皇党人与当朝政要各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可见政坛上几乎没有固定的敌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
注释:
[1]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218页。 [2]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第443页。 [3]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4册，第1963页。 [4]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713—719页。 [5] 1896年12月6日《龙泽厚来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50—851页。 [6]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7]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549页。《圣学会后序》，《时务报》1897年7月10日、20日第32、33册连载，署名“西林岑云阶大理春煊撰，桂林广仁善堂来稿”。1897年5月31日《知新报》第20册刊载《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后序》，则署名“唐景崧”。岑春蓂致汪康年函称：“近阅贵报，文编中有敝省《圣学会后序》，署名为家兄云阶所作。弟见所言雄阔，与平日文字不类，昨专电询问，知系康长素工部手笔，属之家兄。”《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歧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6页）。则后序与署名蔡希邠的序，均应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托名他人。 [8]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9]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4—85页。 [10] 《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8页。是函当写于1902年8月2日。 [1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171页。岑春煊《乐斋漫笔》称：“戊戌四月，陛辞赴粤。”（《近代稗海》第1辑，第85页） [1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6页。 [13]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5—86页。 [1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20页。 [15] 同上书，总4416页。据1899年1月28日《申报》报道：王存善任省河补抽厘局总办有年，岑春煊抵任后，访闻比较各数有不实之处，爰即撤委，饬将各数呈出核算。其补抽厘局一差，委候补知府刘清泰接办，所兼善后局提调一差，改委候补知府李受彬接办。岑调任后，谭锺麟分别撤去刘、李，另委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