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7/11页）

本来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保皇会的宿敌，庚子后“皮逆”更一度被保皇会列为头号暗杀对象，袁世凯反而与保皇会逐渐靠近。戊戌政变，袁背主叛上，但康有为对其一度还有所寄望，以为勤王军兴，“袁绍首谋，必为内应，其余庸懦疆臣，皆按兵坐观成败，鄂镇虚声，无能为也。义声所定，一举而柬之之业成矣”[65]

从1906年起，袁世凯甚至成为保皇会拉拢权贵的首选人物。梁铁君事件中，袁世凯“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保皇会虽痛失大将，“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为此，康有为想致函袁世凯或徐世昌，梁启超认为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

1906年底，保皇会筹划改组为宪政会，经熊希龄交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许诺为暗中赞助人，并担任集款15万中的一半。[66]1907年冬，康门弟子罗普在上海办《宪报》，以为保皇党的又一机关，“资本六七万，端、赵、袁、张（即之洞）皆有股”[67]

然而，岑春煊与康、梁的迅速接近，令袁世凯等人感到保皇党与自己的政敌清廉派联手的巨大威胁。“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68]，这样既能有效地打击政敌，又可切断保皇党另谋同盟的企图，还能避免本身的嫌疑，显然对袁、端等人最为有利。

端方与保皇会的联络最早，对此却最为忌讳。1906年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外间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熊曾于元丞前露之，《新民报》之反对革命论各篇，其送梁有三万金之多等语，而端回京即力远熊，并不列之保案。到上海时又发电沪道，谓探闻梁潜迹沪上，属严拿。萍乡匪难，端禀军机电谓为保皇党主动，电见《中外报》□□党即系也，诸事皆确有凭据，盖初用其人，继恐人播之有累，则力扑之，以示不与相通”。对此王幕陶等人感到：“似此手段，与之共事，未免可畏。”[69]岑、端戊戌变法期间本是康、梁的同道，只是岑春煊任陕西巡抚时，与任布政使的端方屡有争端，因而结怨。[70]

与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劾几乎同时，张之洞也“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71]。背后的挑动者当也是袁世凯。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称：“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72]

1907年9月5日，徐勤函告康有为:

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澳门卢老九、香港陈赓虞、杨西岩等，又借此以万金贿陈香邻参之，卢老九之为此，为山票公司也。陈、杨为此，为欲攘铁路也。彼等一面运动张鼎华之侄通香邻为之，一面运动星海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73]

在这场政治角逐中，道具（如照片）的真伪乃至事实的真伪其实无关紧要，与康、梁的关系，已经成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砝码。如何投置，全看政治天平的摆动。

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全行失败，保皇党并未放弃对他的寄望。其时康有为等因“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忧”[74]，决心实行“联肃排袁”之策[75]，袁世凯不再是其争取利用的合作对象。1908年四五月间，康有为等计划“以争外交为名”，聚合十八省代表，“隐开国会，明拒外侵”，欲在王文韶、马相伯、岑春煊三人中推一人为领袖，并认为马的名位不够，“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76]。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一派怂恿岑春煊回粤，与革命党争夺权力。[77]护国战争中，岑春煊与梁启超再度成为同道。后来岑与康有为则由政治结盟走向儿女联姻[78]，这时两人均已淡出政治舞台，一桩并无政治意图的婚姻，似为长期的秘密交往产生象征性的结果。

民初政局变幻莫测，对于庚子前后的这一段联系，当事各方似乎都有难言之隐，不约而同地讳莫如深。尤其是岑春煊，在自述生平的《乐斋漫笔》中竟然只字不提。清末官场流传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的口碑，有关的笔记掌故描绘岑春煊，大都是粗犷勇武的形象，所谓“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79]。后世史家受此误导，真以一介武夫视之。更有自以为是的文人望文生义，看相测人，依据照片分别岑春煊与瞿鸿禨的性格。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