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11/14页）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