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10/14页）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吗？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代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入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沬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200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