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 天才回到中国后(第3/4页)
到上海之后,我才总算可以开始做一点自己的研究。我先用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定量定位法证实胚胎发育双梯度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实验胚胎及化学胚胎学术界的一个长期争论。然后,我又用受精卵作为DNA的受体细胞,进行了高等动物的遗传转化研究,发现分离染色质可以形成细胞核。1985年时,我以动物个体尤其乳腺作为生物工程发酵罐,与合作者获得了转基因动物。我还对染色体关键元件——着丝粒进行过系列研究并获得了其DNA。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我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可惜的是,回国20多年后才得到实践的机会,而此时我年事已高,做不了什么大题目了。哎,我的牢骚话太多了吧?
回国不易
熊:我来上海,目的就是听老前辈讲心里话,讲真话。前天,我已听您的邻居沈善炯先生讲过自己的坎坷经历。
施:我跟老沈同龄,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1950年从美国回来时我不能够回来。那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抬头,我的护照被扣掉,美国当局还通知我,假如我私自离开纽约,代价将是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牢。我到哪里去,后面都有FBI(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日内瓦谈判后,为了回国,我跟美国当局打官司。期间我还被抓起来过一次,关了我一天。警察很混账,在星期五把我关起来,因星期六、日不办公,这样就至少可以把我关三天。而且当时保金不收现金,只收国债券。我的朋友们对我很关心,紧急联络起来,买了不少国债,才于星期五当天把我给保出来。我打官司取得胜利,多亏了哥伦比亚大学很多朋友的帮忙。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们帮我到华盛顿去游说。
熊:当时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了,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施:是的,他说过。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留在美国不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就下决心学成归国,所以一解放就要求回来,但护照被扣掉,只好在那边工作。沈善炯走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命令还没下来,可我要走时命令下来了,那时候老沈刚到日本,结果在那儿被扣留。
牛满江的RNA研究靠不住
熊:您很早就做过注射遗传物质到受体细胞中去的实验?牛满江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施:我注射的是DNA,牛满江注射的是RNA,他认为RNA是遗传物质。老沈上过他的当,在60年代曾写过RNA也是遗传转化因子的论文。我们俩之间还因此有点误会。老沈的这个工作出来后,院里很重视,一度想由科学院出面发国际消息。发之前,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说一定要慎重,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荣誉。后来院里就没有发国际消息。其实我还应该直接跟老沈说一下,可我没说。那时候经常搞运动,老把私下谈话的内容拿出来批,搞得大家面红耳赤、吵得一塌糊涂。那种东西非常影响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所以后来大家私下交流很少。
熊:听说1980年您还评论过牛满江的文章。
施:我在美国就认识牛满江,回国之前我还去旧金山看他,希望他也回来,他说自己会回的,可后来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的联系也就断了。1972年后,他跟童(第周)先生搞合作。我对他的工作有兴趣,重复了他的实验,但得到的结果与他报道的很不一样。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国科学》,结果被退回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送人审,连看都没看就把它退回来。我们国家的事啊,真是……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冯老给《中国科学》提意见,最后它还是登了。登了之后人家也引了,比如说孔宪铎的书(《中国的生物工程》)就引了。
熊:有资料说牛满江还因此要与孔宪铎打官司。
施:还有这样的事!结果如何?
熊:我不知道。正想问您呢。
施:到上海后,我的消息就很不灵通了。我只听说孔宪铎的书出版之后,牛满江在美国就申请不到基金了,在台湾也不再走红。我很不欣赏牛满江,和他见面,连招呼都不愿意打的。当时童先生对我也有意见,因为我很早就说,他们的RNA研究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