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 天才回到中国后（第2/4页）

其他所的专家开出了很多仪器的清单，院里决定找个人去订，就把我调去。我把这些仪器购到、调试好，并在实验中心专门配备了一些实验室，结果，提出购买这些仪器的人，从实验中心开张到关门，我一直没见他们来用过。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会做适当的样品，仪器出了故障更不能去维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培养一些精通仪器的人才，不但会使用，还要能制造某些设备。当时离心机非常需要，超速、高速离心机我们国家都没有，我就培养了一些人来做这些仪器。比如说金如松，他是朝鲜族人，从东北某大学的仪器专业毕业，被分到实验中心，我大力培养他，他做得很好，到现在还在搞超速离心机。还有小洛，名字我记不全了，专门搞维修，一直到现在，实验室的仪器坏了还常常去找他。当时，细胞生物学已经发展到研究细胞的吸收光谱，而相关的显微设备我们没有（国际上也只有英国有），我知道相关的原理，就组织一些人，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当时国外还有一种X光显微镜，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制作，姚山麟你知道吗，我和他以及工厂的其他一些老师傅一道，共同把它制作出来了，照的照片很漂亮。我们生物实验中心，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些事，还建立了专门的工厂。我们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坏了，可以不出中心。比如有一次，某位年轻人把电磁目镜——电子显微镜上决定分辨率的关键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来——给弄坏了，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后来国外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派人来检查电子显微镜的性能，没发现问题。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做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

很快就是“文革”，我在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待了三年，1969年去，1972年回来。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曾回过北京一次。到实验中心一看，那些仪器都糟糕得很，满是灰尘，损坏了很多。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属竺可桢先生当校长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彼此感情很好。那时候他的年岁已高，回北京之后，我就去看他。他问我实验中心怎么样。我就把从建立到当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除了电镜之外，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无人问津。提出购买那些仪器的人，一直都没见过面。从标本的制备，到设备的调试，都是我们来做，等等。竺副院长问：这样的单位怎么办？我说：取消。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合并到了生物物理所。当时院生物口的军代表兼任遗传所的军代表，他一定要把我调到遗传所去，我只能服从分配，所以，1972年后我就没再回生物物理所。

熊：购买这些仪器设备，花了多少经费？

施：在生物物理所的筹建阶段，光我经手的仪器设备就花了几百万（还有不少仪器不是我购买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的经费也有几百万。

熊：这些仪器有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吧？

施：是的。有许多是走私的。比如分析用的超速离心机，就是从美国走私过来的，标准伯克努的。我们一次购进三台，一台放在实验中心（我安装的），一台放在化学所，一台放在武汉微生物所（也是我去安装的）。

熊：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对吧？

施：是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伯克努的分光光度计，也都是从美国走私来的。1955年回国时，我自己带了一批设备回来。到实验中心后，因为没有顾客，我就想自己做点仪器，其中需要用到真空管，我从国外带回来一些，我想将它们调到实验中心，结果生物物理所不同意，说还给我个人可以，调不行。后来我到遗传所，要用X光显微镜，想把这个设备调过来，结果也不同意，后来调给其他不会用这个设备的人，将其糟蹋掉了。我在遗传所做研究，需要用到超速离心机，一用就是72小时不能停，可北京中关村这边老停电，也不提前通知，导致一些工作老做不出来。后来我很恼火，就申请调到上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报告一直写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处，才于1979年调到了上海细胞生物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