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4/9页）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四月初一，史可法携南京官员发布“南都公檄”，并于四月初七率南方军队渡过长江，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整军北上，救国于倾颓之间！

选嗣大对决

且不说史可法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就在他率军渡江北上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八，崇祯皇帝殉国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了南京。老板都归西了，勤谁去？惊天逆变，“南混”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不过，混乱的局面没有持续很久，“南混”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老板成了吊死鬼，当务之急就不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定新的老板！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儿子都捏在大顺军的手里，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等太子南下监国已然不可能了。

其实，崇祯还有一个儿子幸免于难——大名鼎鼎的“朱三太子”朱慈焕，他其实不是太子，而是朱由检的第五子。由于老二早夭，老四、老五又是同年，因此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

北京沦陷后，朱由检的太子和其他几个儿子都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朱慈焕却侥幸逃脱，但没有人知道他逃脱，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朱慈焕没有奔着南京去“东山再起”，而是想借此隐匿江湖，远离灾祸。

后来，朱慈焕隐姓埋名生活在浙江。南明覆亡后，朱慈焕一心做百姓，却冒出不少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掀起“反清复明”的运动。

“盗版”的“朱三太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途又赶上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更让“朱三太子”之名深入人心，这让清廷视为心腹大患，决意查出“原创”的踪迹，以绝后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屡次成为别人造反“旗帜”的朱慈焕终于被清军查获。只想平静度此残生的朱慈焕躺着中枪了，康熙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名，将朱慈焕凌迟处死。

当时没人知晓朱由检儿子的下落，于是轮到藩王递补。

在藩王中，就血缘关系而论，有资格在南京继承大统的，基本上可以锁定为四个人：新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