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8/60页）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这个帝国将领似乎已经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因此而焦躁不安。焦躁的隐约缘由他无法说出口：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士兵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民族和生活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军人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拿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她“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帝国牺牲。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他今天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和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发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士兵的报告，他还是要求他的官兵们忍耐、退让，他要求官兵们和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已经由于冲突中的伤亡而从奉命围剿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的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忍不住将手摸向了刀柄，结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聂士成军刀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了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他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

这时，他得到联军出击的消息。时间是7月8日凌晨3时。

帝国官兵们脸上出现惊慌的神色。

根据聂士成的卫兵的回忆，当得知联军开始出击的消息之后，聂士成走出了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的夏夜，夜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将很快载入中国的近代史。国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也痛恨自己。他觉得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帐外，枪声突然大作。联军的出击开始了。

联军的出击部队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冲击的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离天津城15华里，在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叫做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员蜂拥而上，日军溃退。僵持两小时之后，5时10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即遭到日军的洗劫，同时，联军乘胜向八里台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