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10/60页）

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

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统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德国军官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覆盖在聂士成几乎已经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给聂士成抚恤，但是遭到端郡王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0

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和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1900年7月24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1900年7月13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