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14/15页）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斤把”。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兼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决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三十九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

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了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