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16/16页）

星社结集的前七天，赵眠云、范烟桥已在苏州刊行《星》周刊，发行了35期，到1926年又复刊为三日刊，此外还编印过小说汇刊《星光》，杂作汇刊《星宿海》、《罗星集》等。这些刊物均是兴会之举，并非正式机关刊物。通俗文学社团没有宣言、没有章程，“有几次星社雅集，有人提议定社约及入社书，交社费印社友录等，终于不愿意成为合法的团体而否决”。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性质。曾有几个星社成员去济南为张宗昌办《新鲁日报》，一些社友“认为代军阀司喉舌，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慨”，于是登报脱离星社，俨然义愤堂堂。但后来“鲁行诸子，倦游而归，我们仍旧言归于好，毫无芥蒂，小小的裂痕，也就吻合无间，月仍照例举行雅集一次，杯酒联欢，兴殊不浅哩！”可见这才是不问政治的“纯”文学社团。他们的所谓雅集，不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喝茶、闲聊、吃点心、猜谜语。有一年举行“趣味展览会”，把各人收藏的宝物陈列观赏。任乐天拿来一瓶毒瓦斯，“以质量少，可以嗅领，触鼻微有杏仁气，非常时期之物也”。徐卓呆拿来一破炮弹壳，配以红木座，标签上写：“类别：大花瓶。价值：有倾家荡产之价值。”这实在比今天的种种伪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表演要深刻得多、智慧得多。

通俗文学界这种默默无言、顺其自然的结社方式，既是对六朝遗风、明清士人的追慕，也是对新文学界汹汹声讨的一种回答。在平和无言中，通俗作家们勤勉地耕耘着自己的苗圃，度过调整期，迎接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兴时代。

不过，闲情雅致的力量万不是“组织”的敌手。“礼拜六”毕竟是周末，欢歌过后，一个新的星期即将开始。在新的星期里，周末的娱乐也将被纳入“计划”。可贵的是1921年前后的礼拜六文学家们，并不相信历史那么轻易地就判定了“谁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