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15/16页）

这种名人聚合法在金庸的历史武侠小说中被发挥到出神人化的地步，而在包天笑这里已经显出几分妙趣了。这个小小的占卜细节，实际上写出了吴子佩随机应变的韬略。只是情节越全面展开，梅兰芳这个贯串角色越难以安插，好端端一位伶界大王，不幸成了多余的龙套。这为历史小说的写作从反面提供了启示。

通俗小说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大部头的长篇，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而且出现类型化、风格化的趋向。如何海鸣以写娼界闻名，被称为“娼门小说”家。张舍我的小说广泛涉及婚恋、家庭、教育、就业、信仰、伦理等各方面问题，被称为“问题小说”家。赵苕狂说：“君之作小说也，尝自言目之神怪，思想务求新颖，着笔不落恒蹊。故读其小说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叹为奇观，且君效美国施笃唐氏而创问题小说，实为小说界放一异彩，以前未尝有此体裁也。”发表于《礼拜六》110期的《五十封信》，写李庭卿依靠妻子筹来的钱，运动到一个审判厅长的职位，此后坐汽车住洋房，又讨了姨太太，把妻子忘在脑后。妻子黄芝丽赶来责问，他却把妻子赶走。后来他因贪污人狱，四个姨太太都不理他。他只好给黄芝丽写信，三年中写了50封，未得到一字回音。出狱后他当了个月薪20元的小文书，某日在杂志上看到：

女教育界的明星！……新任广东省立第三女子中学校长黄芝丽女士……本来是少年失学的，因后来为家庭问题，便奋志向学；入广东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即任番禺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该校校务，顿见发达，学生从五十名增加至三百余名。女士并且开办女子职业学校，以便那些来学的妇女，毕业了能谋自立，不要专事依赖男子……女士常说：“要男女平等必先女子要有学问，有职业，能够独立；这样可以使男子知道女子也是人，不是他们的玩物……”

这是一篇既提出问题又试图解决问题的小说，而且解决的途径可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另有一篇发表于《礼拜六》134期的《黄金美色》写老富翁刘尚卿娶了第六个姨太太，还要到妓院去追欢逐乐，为了一个被称为“花国总统”的名妓，挥金数万仍不得手，一气之下，买动一个乞丐装成阔少，打动芳心，最后在“花国总统”下嫁前夜亲自戳穿，“花国总统”羞愤自尽，而老头的六姨太却也偕人卷逃。小说涉及的不仅是家庭的妻妾问题，还有更深的男女心理学问题。

徐卓呆的短篇小说以滑稽著称。《红玫瑰》第一期上有一篇《开幕广告》，初看仿佛是侦探小说，演员张月痕因演出失败而自卑不振，朋友介绍他到一剧场当台柱，并为他设计了一个绝妙的开幕广告。张月痕住进一家旅馆，又扮成自己夫人来寻，使旅馆怀疑发生命案，警方来查，观者甚众，然后揭开真相，小说最后说：“这不是犯罪，乃是张月痕的拿手好戏，请明晚到微光剧场看他的第二本罢。”徐卓呆的滑稽才能到后来还有更大发展。

平江不肖生虽以长篇成名，但他的短篇更富艺术魅力。实际上他的长篇也可拆成许多短篇。武侠小说在20年代还不甚讲究“结构”艺术，所以一段一段当成短篇来看也是很有趣味的。

野火春风，遍地开花的通俗文学家在各种文体上游戏着、探索着，游戏地探索，探索地游戏。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雨经年不绝，尤其是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笋生蜂起，集团进攻颇难抵挡。在这一背景之下，通俗小说家们同气相求，成立了两个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隐隐抗衡、完全异趣的“组织”——星社和青社。

1922年的七夕，范君博、范烟桥、范菊高叔侄三人，加上顾明道、赵眠云、郑逸梅、姚苏凤、屠守拙、孙纪于几人，在苏州的留园雅聚。大家一时兴起，就结了一个社，摄影留念，范烟桥题名为“星社雅集”，取七夕双星渡河之义。此后陆续有人加入，最多时达105人，“星斗满天，蔚成东南一个文艺的集团”。

同年七月，上海还成立了一个青社，成员与星社大同小异，彼此交插游动。发行过《长青》周刊五期，后来成员“大半隶属于星社旗帜之下”，无形之中星散，不像星社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