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8/10页）

直到《阿Q正传》收人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鲁迅尽管“悲愤”着，然而阿Q究竟是谁？人们一直在议论、分析、研究、争执着。小说还没有载完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沈雁冰又进一步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特点的一种。”鲁迅自己则说是要通过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

但是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阿Q被认为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这意思是说，中国农民——更不用说全体中国人——本不是这样的，只是在那个特定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春风还未吹到未庄之时，才出现了阿Q。到了80年代，在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浪潮中，人们又把“阿Q相”扩大到整个农民以至整个国民身上。进一步，又有人提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

真是说不尽的阿Q。从怀疑是骂一个人，到认为写的是全人类，各有各的道理。这也说明了阿Q这一艺术形象巨大而丰富的典型意义。但是在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当初，实在关心的并不是全人类的问题，当然更不如旧小说家那样用来报私仇、泄私愤了。鲁迅的字里行间处处不忘“中国”，他实在讲的是一个“革命还是毁灭”的严肃课题。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目光如炬地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们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英明洞见。尽管不断有人宣布阿Q的死亡或者预言、希望阿Q的死亡，然而阿Q的生命力似乎与五千年的民族一样长久，一样不朽。阿Q的内心是要革命的，他的生命本能是要革命的，因为他已经被踩在了生命的最底层，比他弱小的只有不属于“正常”伦理之内的异端——小尼姑了。不革命，他就只能饱一顿饥一顿，无衣无褐，难以卒岁，他就会经常挨打受骂，四处磕头，他就永远连个姓名也没有，而且“断子绝孙没有人供一碗饭”。然而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杀人。那么首先杀的是谁呢？阿Q早已决定：“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其实小D也是一个“阿Q”，或者说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阿Q。这意味着阿Q革命后，“阿Q们”首先要自我残杀起来。于是“革命”也就成为报私仇的一个美丽口号。本来阿Q就认为革命党是为明朝报仇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杀人之后，是搬东西，是选女人——百般挑选都不中意。革命到此为止，阿Q再无其他念想。这样的革命，其实也就是“反革命”，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悲剧。然而阿Q却连这样的革命也不能如愿。抢先“革命”了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于是阿Q对革命由向往、绝望转为了仇恨：“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这深刻地寓意着，阿Q随时可以革命，但也随时可以反革命。他可以做革命党、杀革命党或者看革命党杀头。关键就在于哪一方面能让他有饭吃、有衣穿，不受欺辱，能娶上女人。至于革命的精神、革命的道理，那都离阿Q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