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第5/14页）

不过真正的战争并不发生在这里，而发生在宋军已有相当准备的西水门一带的阵地上。

历史学家把这些准备工作归功于李纲。

他接受亲征行营使和御营京城四城守御使的任命以后，就利用已经废置的大晟府旧址置司，辟除一批参谋官、书写机宜、勾当公事、管勾文字等从官，办理公务，后来又把行营司移到陈桥门内的班荆馆。他下令修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拨正兵一万二千名，再加上保甲民兵厢军之属，饬令他们即速完成修敌楼、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等防御工作，又宣布官家决心坚守，已颁赐钱银绢各一百万贯两匹，文臣自朝议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将校官告宣帖三千余道，只要在攻守战中立功的，都可得到奖赏。一切统由亲征行营司便宜行事，其他机构不得掣肘。另外又任命四壁的从官，以宗室武臣为提举司，诸门皆有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整顿了三衙的禁军，把现有的马步兵四万人划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军各八千人，有统制、统领、步队将、骑队将等层层节制。各军都有规定的战守任务。前军八千人被派往东水门外，稳定了那边的军心，把门内延丰仓储存的四十万石豆粟搬到安全的处所。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深合机宜的，如果没有像李纲这样一个中心人物擘画一切，统筹一切，即使官家决定了固守的方针，也只是一句空话。但问题在于官家决策固守，李纲被任命为上述的两个要职都是发生在正月初五的事情。李纲纵有三头六臂，又怎能把上述的许多工作在一天一夜之间就全部完成？不，这绝不可能。事实上，李纲发下的命令，不可能全部迅速执行。主和大臣，特别是权力很大的内侍，仍然起消极作用。如果他们不敢再正面提出出狩的建议，也要从反面来破坏李纲的战争措置，以证明他们的不可守的观点是正确的。非到东京城沦陷，他们的阴谋决不停止。譬如官家御赐的金帛，真要从内库搬到城防第一线，这绝不是几天内就能解决的事情。攻防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将领们用以激励士兵的还只是一句空话，一张尚未能兑现的期票，士兵们能到手多少，是很成问题的。还有城头上十分需要的强弩炮座大部分都堆在兵器库里，主管兵器库的恰恰就是反对战守甚烈的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只要他的差使不撤，李纲就不能希望他马上把这些高效率的武器送上城来。

上述的许多备战措施除了刻不容缓地成立两个机构，确在当天完成外，其余大部分都在以后的几天，甚至十多天中才能陆续实现，而其中不小的一部分直到金军退去，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以后也未见实现。历史就是这样的。

因此初六西水门之战和初七陈桥门、封丘门、卫州城等处攻守战的胜利，与其归功于李纲一人，还不如归功于受到要打退金虏保卫国家这一神圣信念激励的广大军民，更为符合事实。当然李纲是这个战役的组织者，正是他把全体官兵的爱国心激发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他的功绩当然决不容许抹杀。

初六傍晚，西水门之战是斡离不的一次试攻，具体指挥战役的就是首先渡过黄河有功的骑将迪古补，他乘进军之锐，掠得小船数十只，沿汴河而下，直攻西水门。

这时受命专守西城一带的大将何庆彦也还是刚刚到任。他一听说西水门有急，立刻带了两千名“敢死士”赶到那里。原来在西水门防守的禁军很少上过战场，大部分士兵都还是第一次作战，但是出身西军的何庆彦却是战守兼备的著名将领，两千名敢死士中有一部分是他的亲兵，曾长期在西北战场上作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的来到，鼓舞起原来守城禁军的勇气，当他们初次看到金方的精锐部队攻城时，在相互勉励之下，居然能够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避免的畏怯情绪，奋勇应战，这是很不容易的。

何庆彦是李纲赏识的禁军将领。禁军多年来由高俅一手包办，军政腐败，士气颓丧，有能力、有抱负的官兵都想脱离禁军，另谋出路。也有因为种种原因留下来供职的，大都沉屈在中下层，高级将领中很少有李纲的知音。李纲这次自南方北调至京，虽然充任与军事毫不相干的太常少卿，但预料到天下多事，京师必有被兵之日，有意识地与禁军将领多相往来，其中何庆彦、姚友仲、辛康宗等与他相交甚密，也因他们的关系，结识了中下层的将佐金、银枪班的蒋宣、李福、卢万等人。还有一个何灌，也是西军出身，后来依附高俅、刘延庆门下，声名不好。这次奉命防河，在滑州未经一战就逃回来了，更为将士们所指摘。但他毕竟是一员老将，梁方平统军防河时，他曾向当局力谏，防河的禁军不可恃，京师应有准备。李纲看中他还有一点责任心，在禁军的最高层中，只有他尚堪一战，就在渊圣面前把他保下来，一起参加守御。后来又划东南半壁给他，让他负责那方面的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