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6/9页）

《通典·礼五九》之“与旧君不通服议”，又记晋惠帝元康之中，曹臣以其父丧而故孝廉苏宙不奔吊反服，上诉于冀州大中正，其辞曰：

太学博士赵国苏宙，昔先公临赵，以宙为功曹，后为察孝。前臣遭难，宙为镇东司马。赵之故吏，有致身叙哀者，有在职遣奉版者，唯宙名讳不至。宙今典礼学之官，口诵义言，不可废在三之义。于宙应见论贬。

知当时习俗其法尚严。“在三之义”指君、亲、师，其时风仍以郡将举主为“君”。然而，参预议论此事者，却大抵同情苏宙。河内太守孙兆曰：

秦罢侯置守，汉氏因循。郡守丧官，有斩衰负土成坟。此可谓窃礼之不中，过犹不及者也。至于奔赴吊祭故将，非礼典所载，是末代流俗相习，委巷之所行耳，非圣轨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内史，一时临宰，转移无常，君迁于上，臣易于下，犹都官假合从事耳。又当故将未殡之前，已受天子肃命之任，王事敦我，密勿所职。《诗》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孝子之情，犹不得将养父母，而况远赴吊祭故将乎?其议贬者，可谓行人失辞!

我们看到，他对汉代为举将奔吊服丧之风颇加非议，指为“末世流俗”；而所据之理由，则是应以天子“王事”为重，郡将与吏员，不过是行政统属关系——“犹都官假合从事耳”。这种意见的深层意义，就是要维护专制官僚政治，排除行政中非理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实际上存在着的历史趋势。《通典·礼五九》之“秀孝为举将服议”又记：

宋庾蔚之谓：白衣举秀孝，既未为吏，故不宜有旧君之朝。尊卑不同，则无正服，吊服加麻可也。今人为守相刺史又无服。但身蒙举达，恩深于常，谓宜如郑小同，吊服加麻为允。今已违适为异，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故举将丧(下阙)

由此语可知，到了刘宋时期，世风大变，秀才、孝廉“为守相刺史无服”、“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已成普遍现象了。庾蔚之的态度是较为保守的，他仍认为举主对被举者有“举达”之私恩，认为应如曹魏郑小同之议，仍然采取吊服加麻的丧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白衣举秀孝，既未为吏，故不宜有旧君之朝”。如前述，南朝察举中居职而举者越来越少，“白衣举秀孝”者越来越多，“旧君之朝”的观念，自然日淡一日了。

为旧君反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礼记·檀弓下》：“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但自官僚政治取代了封建贵族政治、“罢侯置守”之后，以理性行政下的上下级关系，去排斥诸如贵族与家臣关系之类的封建依附关系，就成了官僚政治的内在要求。根据理性行政要求，政府文官的性质是公职服务，文官应服从于非人格化的法理秩序，他们之间只能是工作关系，而不允许各种私人关系的涉入与干扰。文官的录用与晋升，都应仅仅依照其能力、功绩与资历，而不应被视为长官私恩，更不应由此建立个人间的忠顺与依附。早在先秦法家的政治行政思想之中，就已有这种意见了。如《管子·法禁》称：“故举国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长官把吏员视为私属，把举达视为私恩，既不利于君主专制——“弱君”，又不利于公共行政——“乱国”，故应加厉禁。这种要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动态平衡。而秀孝为举主服丧制度的衰落，正反映了皇权——官僚政治对非理性因素的抵制。同时选官权力向中央集中，也是两汉以来的历史趋势。州郡长官的用人权力日益减少，而吏部用人权力不断增加。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正是这一趋势的副产品。而察举由举荐吏员到考试文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趋势。

四、自由投考的萌芽

南朝考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自由报名应试制度的萌芽。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本是科举制的主要特征。在南朝的梁代，一些制度已经略具其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