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5/9页）

据《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夏四月有诏曰：“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至此，又出现了一个以“清吏”为名目的州郡岁举科目。这颇可注意。检阅史传，似未见由此科得举者。但不管“清吏”设科后实际效果如何，其设科之本身，显然是由于秀才、孝廉已无关于吏能功次，甚至不举自州郡属吏，故朝廷才别设此科以资弥缝。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疏曰：

汉代……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之)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沈约对察举制度的变化，有敏锐的认识；秀才与孝廉二科察举吏能的“达吏”性质已日益淡化，而变成了一种考试文辞经术的科目了。“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与“以能取人”的旧日宗旨，已大异其趣了。与之同时，既然察举所检验的主要是文化知识，通过考试授与学人文士以入仕资格，那么它与铨选、考课便日益分离开来。汉代察举、铨选、考课界限不甚明晰的情况，逐渐有了改变。

在汉末，察举征辟一度受到了“以名取人”之风的干扰，士林舆论对士人出处形成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对考试及其等第就不是特别地重视。因为“以名取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且对这种人格的评价是由士林舆论给予的；同时考试只是王朝对被举至朝廷者的一种辅助性检验，而且检验的只是一项具体的知识技术——经术或文法。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以名士资格与门第高下确定任官资格，集中地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当然得“名”的标准又有了很大变化)，而察举制则相对地保持了较多的择优性质。时至南朝，秀才、明经虽然表现了优遇士族的色彩，同时检验标准集中于文辞经术的考试之上，却又构成了对“以名取人”的否定。因为，考试不是以举前的名望，而是以考试的成绩来擢第取人的。因此我们不妨说，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之途，实际上是“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

三、与举主关系的松弛

在考试日益成为察举的中心环节之时，秀孝之举主与被举者的关系，也不能不日益松弛、疏远。

两汉时代，由于察举中举荐这一环节关系重大，士人之得官与否在更大程度上系乎于此，所以举主与被举者之间，形成了许多封建依附关系。秀孝成为举主的“故吏”，称举主为“本朝”、“旧君”，就是这种关系的重要象征与实际内容之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曾论及此事：

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太原守刘，以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王允为郡吏，送 丧还平原，终三年乃归……傅燮闻举将没，即弃官行服。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乐恢为郡吏，太守坐法诛，恢独行丧服。桓典以国相王吉诛，独弃官收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袁逢举荀爽有道，爽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然父母丧不过三年，而郡将举主之丧与父母无别，亦太过矣!

服丧三年，为丧礼之最重者。由此可见举主与被举者间依附关系之深。所以当时长官察举，“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见《后汉书·樊 传》)。

曹魏之时，对秀孝为举主服丧之制已有讨论。《通典》卷九九《礼五九》“秀孝为举将服议”：

魏景元元年，傅玄举将仆射陈公薨，以咨时贤。光禄郑小同云：“宜准礼而以情义断之，服吊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郑公云：“昔王司徒为谏议大夫，遭举将丧，虽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齐缞三月。汉代名臣皆然。”

检阅史传，傅玄曾举秀才，其举将“仆射陈公”应为陈泰(陈泰景元元年以左仆射卒官)；“司徒郑公”应为郑冲；曾为谏议大夫的“王司徒”应为王朗，他曾被徐州刺史陶谦举为秀才，“不反服”大约是因为陶谦为曹操之政敌。总之依郑小同之见，秀孝应为举主服吊服并加麻三月，这是较轻的；而依郑冲之见，则应齐缞三月，这是较重的；但对东汉斩衰三年的风俗，他们一皆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