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死水微澜，灭亡的深渊（第11/12页）

李炎即位之初，在宦官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他开始大开杀戒，唐文宗李昂的妃子杨氏、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人都被赐死了。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人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造成的威胁。宰相李珏和杨嗣复被贬往外地，李炎本来打算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宦官仇士良见李德裕的势力日益增长，便散布流言蜚语，想诋毁李德裕的名声。仇士良对禁军说宰相要削减禁军的衣粮和马匹的草料费用，想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炎知道以后派人到神策军中宣布御旨，说此事纯属空穴来风，跟宰相没有关系，从而稳住了局面。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后，李炎剥夺了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发现形势不妙，以退为进，称身体有疾提出辞职，李炎顺水推舟，改任他为内侍监。

仇士良被退居之后，对来送他的其他宦官说：“不能让天子有闲暇，一旦闲暇他肯定会去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听了大臣的劝谏，他就会深谋远虑，减少玩乐，我们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权力就会变轻。为了我们的前途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囤积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等声色迷惑天子的心志，越是极尽奢侈，就越会让天子高兴，他就不会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大权在手了。”这是宦官仇士良的经验之谈，但这套经验在李炎身上却不太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病死在自己的府邸中。

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唐代的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还不能养家糊口，许多地方官吏的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让官吏们心生他念，转而剥削百姓。而且唐代的人们重内轻外，官员都不愿到外地去任职，特别是那些边鄙之乡或者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造成了京师和一些繁华的地方官吏过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李炎立法极为严峻，尤其是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的话，裁掉了官吏两千多人。后来，李炎加尊号后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免的范围之中。李炎在严惩贪腐的同时，提高了官吏的收入，发放养廉银，贷款给官员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场风气。

在朝廷中，宰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的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了朝政的优劣。安史之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最终被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中枢取代，宰相的权力逐渐被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都由北司决定，宰相只是负责写文书而已，宰相几乎成了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李炎加强了相权，对于抑制宦官权力的扩张，提高朝官的威望，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有很明显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后期，仕途太滥是当时的一大弊端。李炎决心追根溯源、整顿吏制。他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的来源入手。他严格了进士选拔制度，选拔真才实学的人。严格的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他还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李炎还整肃了政风，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

对于形成已久的藩镇割据，李炎也十分重视。其中，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的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积极的意义。战争结束后，各地的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廷命令,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除了藩镇，李炎还派兵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谋划了西域，稳定了边疆。

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禁止官吏与民争利，以改善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李炎提倡官吏们只要拿自己的俸禄就好，不要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渐出现了恢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