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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吗？”

“差不多。诺曼底登陆那天之前，我们作为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导航部队插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126]。当时的风特别大，不光如此，空中导航也偏了。我们的空降地点偏了五英里，直接落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德军的包围圈。那可是装甲掷弹兵啊。”他摇摇头，“我就没见过那么惨的白刃战。天还没亮，我们的人就死了一大部分。”

“迪克斯特・加维也在？”

“现在还在那儿呢。去年我去法国的时候祭拜了他。还有托马斯中士、布里克尔下士。太惨了。”

下雨了，我们转身朝屋子走回去。“不过，”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把整件事情写下来的冲动吗？”

“到现在仍然是机密。不过都三十年了，我倒是不怕这个。等回屋之后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他给我看的是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录，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年头太久，纸边都发黄了。“这么说你确实写了？”我说。

“二十年前吧。不过这个也是大致同一时间出来的。”他扔给我一本杂志，是那种拿战争当噱头的类型，封面上是个内衣女郎，一只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朝盖世太保狂扫，另一只手里是一把匕首，用来割断缠在她的情人、一个孔武有力的美国大兵身上的绷带。

“第二十页。”凯恩说。

文章的标题是《我如何救下温斯顿・丘吉尔》。这是个拍案惊奇类型的故事，对事件的描述不清不楚，就连地名都不对。比方说吧，作者把事情的发生地放在了“梅尔顿村”，一个诺福克郡的小集镇。施泰因纳也变成了党卫军旗队长冯・施塔根，诸如此类。

“这破玩意儿到底谁写出来的？”

他把上面的名字指给我看。刚刚我没注意到，因为名字就紧贴在标题下方，用小号字印在一边。耶日・克鲁科斯基，这不是沙夫托的那个话务员嘛。就是他杀了乔安娜・格雷。我把杂志还给他。“你跟他联系过吗？”

“噢，是的。他在凤凰城，靠残疾救济金过活。诺曼底登陆那天，他跳伞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这个可怜的家伙想靠着写这种东西来赚钱呐。”

“后来呢？”

“没下文了呗。”凯恩拿着杂志朝我比划，“谁会相信这种东西里写的呢？”他摇了摇头，“我跟你说吧，希金斯，哪怕军队再费尽心思，这件事只要一发生就捂不住。这种故事以讹传讹，人们都听习惯了，谁也不会相信。那阵子，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什么奥托・斯科尔策尼要绑架艾森豪威尔啦，什么有人想对巴顿下手啦。到最后，真相反倒淹没在各种虚构的故事之中了。”他把手稿扔给我，“不管怎么说，你可以拿走这个。好运吧，不过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现在嘛，再喝一杯吧。”

亨利・威洛比爵士逝世于一九五三年。但是八十二岁的威廉・科克伦旅长仍在享受退休生活。他住在英国康沃尔郡的洛克镇，跟帕德斯托隔着卡梅尔河口相望。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甚至还听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不过最后，他只是客气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我纯粹是在瞪眼说胡话，然后把我送出门去了。

我在政治保安处爱尔兰科的前探员费格思・格兰特那里也碰了个软钉子。如今他在国内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我写信约他见面，却收到一封回信写着，他无意在任何场合与我有任何交流。肯定是有人嘱咐过他什么。此外，他也确实听从了德弗林的真心劝告，找到了一份体面得多的工作。

那么德弗林呢？很奇怪，我竟然是通过皮特・戈李克了解到他的情况的。我查到戈李克的时候，他住在汉堡；一个前飞行员，如今竟然成了专营游船观光的海运公司的计划总监，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试着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巧在远东；两个月之后，我们才首次会面。他在易北河畔的布拉肯内泽有一所房子，地方很不错。他还带我去了那里的一家水上餐厅去用餐。

戈李克跟其他大部分人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什么都知道，几乎跟我了解的事情一样多。这大概是因为在阿姆斯特丹住的那家医院也收治了李特尔・诺依曼和利亚姆・德弗林。大家都说，他们三个在那段住院的日子里过得很是惬意。喝咖啡的时候，他扔出了这枚重磅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