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3/6页）

李济、胡适、董作宾、芮逸夫（从右到左）视察台湾“中央研究院”筹建院址。

1948年年底，李济随中研院押运文物去了台湾。第二年，胡适去了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常到台湾讲学。1952年至1953年间，李济正在写一篇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李济由此对胡适的学识渊博和读书用功深感钦佩。胡适对李济的这篇考证文章也报以好评。

1957年秋，朱家骅请辞中研院院长一职。年底，该院评议委员会投票，选出胡适。蒋介石签署院长任命书，并致电催其尽快到任。胡适回电称病，要求先任命李济为代院长，得蒋允准。到1958年春，李济领导的该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作告一段落，胡适始到任履新。院长一职，因有李济慨然“济之”，遂有胡适欣然“适之”。西方有一则寓言：两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要相依取暖，相互间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若距离太近，各自的刺或将对方刺得鲜血淋漓。胡适与李济原来遥相辉映，从此成为同事，会不会也有“刺猬难题”？

回台湾定居前，胡适从美国写信给史语所所长李济，拜托找一小块位于傅斯年图书馆附近的地，他想买下盖几间小房潜心读书，但绝不要所里补贴。以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李济感到兹事体大不得擅专，遂报告了中研院总办事处。最后呈报到台湾最高当局。蒋介石向来对士林领袖优渥有加，如抗战时曾以高车驷马迎送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又曾拨专款为钱穆在台北市建外双溪素书楼。于是蒋氏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自己的稿费中列支。李济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只得听之任之。胡适得知此讯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8最终结果，似无更多的材料。但显然这件事胡适对李济有怨尤，或许觉得有损自己的清誉，尽管李济没有责任，但毕竟是当事人。或谓“济之不济”。

1958年，胡适从美国赴任“中研院”院长，李济在台北机场贵宾室迎接。左起李济、胡适、胡柏棠（胡适之孙）。

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配合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诸多不适。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即有杨树人。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研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却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在这一年的5月，胡适说：“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此处原文为方框“□”）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此处原文为方框“□”）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此处原文为方框“□”）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9方框的三个字即李济之，因为用人问题的分歧，遭致胡适对李济的严厉批评。然而，三个月后，在胡适的去世原因上，李济受到更多的腹议与指责，还有人危言耸听地称李济对胡适曾“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