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2/6页）

3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后再行决定，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迫害承担罪名。这岂不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4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5胡适不赞成上海同盟会总部的逻辑推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他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平反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2月5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4日、5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6

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舍我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绝对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3月4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李济以及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也在3月28日停止了活动。从蔡元培、林语堂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以证实，他们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就间接证明，李济与成舍我、陈博生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会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以上只是胡适与李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契合。他们彼此真正地了解，是即将离开大陆前的1948年，在武汉共同度过的几天日子。那年10月，李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胡适日记》中写道：“1948年10月1日早七点出门，邀了李济之同到国际联欢社，与周鲠生、熊□□（此处原文为方框“□”）同到招商局码头，搭小火轮上江泰轮船。十一点后，始开船。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夜，自南京坐轮船往汉口，到今天已十一年。”李济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武汉大学讲坛上时，大礼堂挤满了听众。校长周鲠生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微笑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跟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7

此行的朝夕相处，胡适曾向李济介绍了一些生活小常识，比如建议演讲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还讲到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等。当时，他们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适，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胡回答，太累了，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免了吧。“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言），李济反躬自省，自己似乎就没考虑得这么细微。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只是无论李济还是胡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