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比尔的诅咒（第3/9页）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马的财富，也支持激进改革，而且急需资金。最终，在骚乱发生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他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性的法案。根据法案，罗马将在帕加马建立系统的征税制度。蜜罐打开了。7

新税制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显得玩世不恭，支持它顺利运转的是罗马人被调动起来的贪欲。东方的君王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借此榨取臣民。共和国没有这些，只好求助私人力量来提供必要的技能。罗马公开拍卖农业税合同，由竞拍成功者负责征集国家应得的供物。由于数额巨大，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得起。但也不是个人，他们得组成一些公司，共享资源，共同管理那些天文数字的财政税款。他们分配股票，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经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在行省里，合作财团的雇员们包括士兵、水手和信使。管理财团的商人被称为收税员（publicani），但他们跟国内的收税员完全不同，丝毫没有那种公共精神。利益就是一切，而且越隐蔽越好。他们不仅是替国家收取供物，更重要的目标在于用严苛手段让受剥削的人交出更多财产。他们甚至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这些谙熟商业运作的家伙以极高的利率放债，等债务人被榨得一无所有时，就把他们卖作奴隶。在那些大财团的股份持有者看来，行省的人遭受再大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里远离罗马。城市没有受到野蛮的抢劫，它们被慢慢地放血，直到流干死去。

表面上，罗马的新臣民有抵制过分压榨的可能性。税收体制虽然私人化了，但行省管理权保留在元老院精英手中，后者仍然坚持共和国的理想。根据这些理想，行政长官应保证臣民享有和平与公正。而在实际生活中，贿赂行为十分猖獗，什么原则都变得一钱不值。正直的罗马人？笑话！对那些可怜的行省人来说，收税员和行政长官属一丘之貉，贪婪是他们的共同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