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比尔的诅咒(第3/9页)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马的财富,也支持激进改革,而且急需资金。最终,在骚乱发生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他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性的法案。根据法案,罗马将在帕加马建立系统的征税制度。蜜罐打开了。7

新税制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显得玩世不恭,支持它顺利运转的是罗马人被调动起来的贪欲。东方的君王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借此榨取臣民。共和国没有这些,只好求助私人力量来提供必要的技能。罗马公开拍卖农业税合同,由竞拍成功者负责征集国家应得的供物。由于数额巨大,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得起。但也不是个人,他们得组成一些公司,共享资源,共同管理那些天文数字的财政税款。他们分配股票,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经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在行省里,合作财团的雇员们包括士兵、水手和信使。管理财团的商人被称为收税员(publicani),但他们跟国内的收税员完全不同,丝毫没有那种公共精神。利益就是一切,而且越隐蔽越好。他们不仅是替国家收取供物,更重要的目标在于用严苛手段让受剥削的人交出更多财产。他们甚至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这些谙熟商业运作的家伙以极高的利率放债,等债务人被榨得一无所有时,就把他们卖作奴隶。在那些大财团的股份持有者看来,行省的人遭受再大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里远离罗马。城市没有受到野蛮的抢劫,它们被慢慢地放血,直到流干死去。

表面上,罗马的新臣民有抵制过分压榨的可能性。税收体制虽然私人化了,但行省管理权保留在元老院精英手中,后者仍然坚持共和国的理想。根据这些理想,行政长官应保证臣民享有和平与公正。而在实际生活中,贿赂行为十分猖獗,什么原则都变得一钱不值。正直的罗马人?笑话!对那些可怜的行省人来说,收税员和行政长官属一丘之貉,贪婪是他们的共同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