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第2/4页）

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63]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