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国时之“百家之学”(第2/13页)
在孔子时已有一种“避世”之人。此等人有知识学问,但见时乱之难于挽救,遂皆持消极态度,不肯干预世事。孔子云:
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宪问》,《论语》卷七,《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据《论语》所载,孔子一生颇受此等避世之人之讥评。如: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同上)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同上)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论语》卷九页十二至十三)
此外桀溺谓子路云: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论语》卷九页十三至十四)
《论语》又云: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论语》卷九页十四至十五)
石门、晨门讥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自己即知其不可而不为也。“莫己知也,斯已而已”,以“今之从政者殆而”而不从政。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即不欲“易之”。正此等消极的“隐者”,独善其身之人,对世事之意见,亦正即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者也。子路谓荷丈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孟子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为我”即只“欲洁其身”,“无君”即“而乱大伦”。此等消极的“隐者”,即杨朱之徒之前驱也。
然在孔子之时,此等消极的“隐者”亦只消极的独善其身而已,对于其如此之行为,未闻有一贯的学说,以作其理论的根据也。杨朱似始有一贯的学说,以为此等独善其身之行为之理论的根据。孟子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页十三)杨、墨之言,即杨、墨所持之理论也。杨、墨有理论,孟子亦须有理论与之辩论,所以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页十一)
然自孟子之后,何以杨朱之“言”,又似消灭?岂孟子之“距”之真已完全成功乎?盖杨朱之后,老、庄之徒兴。老、庄皆继杨朱之绪,而其思想中,却又卓然有杨朱所未发者。于是杨朱之名,遂为老、庄所掩。所以杨朱之言似消灭而实未消灭也。杨朱之传统的学说,《吕氏春秋》中尚多记述。如《吕氏春秋·重己篇》云: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吕氏春秋》卷一页七至八)
此即杨朱“轻物重生”之说,重生非纵欲之谓,盖纵欲能伤生。故“肥肉厚酒”为“烂肠之食”,“靡曼皓齿”为“伐性之斧”。(《本生篇》,《吕氏春秋》卷一页六)以纵欲为重生者,是“慎之而反害之者”也。故圣人重生,“必先适欲”。高诱云:“适犹节也。”《本生篇》云:
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吕氏春秋》卷一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