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国时之“百家之学”（第2/13页）

在孔子时已有一种“避世”之人。此等人有知识学问，但见时乱之难于挽救，遂皆持消极态度，不肯干预世事。孔子云：

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宪问》，《论语》卷七，《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据《论语》所载，孔子一生颇受此等避世之人之讥评。如：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同上）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同上）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论语》卷九页十二至十三）

此外桀溺谓子路云：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论语》卷九页十三至十四）

《论语》又云：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论语》卷九页十四至十五）

石门、晨门讥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自己即知其不可而不为也。“莫己知也，斯已而已”，以“今之从政者殆而”而不从政。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即不欲“易之”。正此等消极的“隐者”，独善其身之人，对世事之意见，亦正即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者也。子路谓荷丈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孟子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为我”即只“欲洁其身”，“无君”即“而乱大伦”。此等消极的“隐者”，即杨朱之徒之前驱也。

然在孔子之时，此等消极的“隐者”亦只消极的独善其身而已，对于其如此之行为，未闻有一贯的学说，以作其理论的根据也。杨朱似始有一贯的学说，以为此等独善其身之行为之理论的根据。孟子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页十三）杨、墨之言，即杨、墨所持之理论也。杨、墨有理论，孟子亦须有理论与之辩论，所以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页十一）

然自孟子之后，何以杨朱之“言”，又似消灭？岂孟子之“距”之真已完全成功乎？盖杨朱之后，老、庄之徒兴。老、庄皆继杨朱之绪，而其思想中，却又卓然有杨朱所未发者。于是杨朱之名，遂为老、庄所掩。所以杨朱之言似消灭而实未消灭也。杨朱之传统的学说，《吕氏春秋》中尚多记述。如《吕氏春秋·重己篇》云：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吕氏春秋》卷一页七至八）

此即杨朱“轻物重生”之说，重生非纵欲之谓，盖纵欲能伤生。故“肥肉厚酒”为“烂肠之食”，“靡曼皓齿”为“伐性之斧”。（《本生篇》，《吕氏春秋》卷一页六）以纵欲为重生者，是“慎之而反害之者”也。故圣人重生，“必先适欲”。高诱云：“适犹节也。”《本生篇》云：

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吕氏春秋》卷一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