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汉(第3/4页)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

在南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请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他母亲的经历,以《母亲的话》为题,文长十万余字,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发表,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计艰难,亲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顾的义务,又因处境之相同相似,社会上集体性之强迫力量大,贤愚不肖全有公众品评。在出版这篇文字的时候,田汉无所忌惮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田汉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为海外读者所骤然接受。很显然的,他的剧本中缺乏一个私下隐秘(Privacy)的观念。本来戏剧就是一种公众的传达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瞒隐私?其问题乃是作者视他笔下人物不能保有个人隐私为当然。如《咖啡店之一夜》里的女侍对顾客说:“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忙,有什么高兴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到郑先生说家里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家里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类似的对话也见于其他剧本之中。同时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与公众义务的不可分割。

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

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去年我与海男碰面谈及他的父亲,海男也是两眼湿润。

我曾对这些事情作过一番思考,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宗教,带着一种广泛的涵义,包括有形无形的组织、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罩着人生最后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导引出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则为广义的宗教;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视之。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着重父以子继,各人在血缘关系中得到永生。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则聪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赖神力,即可以将整个大宇宙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关汉卿》一剧里,田汉引用这元代剧曲家的字句,将他自己的抱负重新说出来: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