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22/26页）

最后我非常郑重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言。

明摆着我们这一代总体上是谁都压迫不着的。

3.“老三届”怎么了？

“老三届”这个名词产生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它是当年生活在中国城镇的绝大多数中学生的简称，同时，它也记录了使整个民族心痛的一段历史。

张狂自误的吴振海也罢，翻身落马的朱胜文也罢，企图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终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罢，家里安装上价值昂贵的最“现代”马桶的王英文也罢，共同组成的一种现象说明——的的确确，轮到我们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条件和机会与权、钱接触的人接二连三成为被告了。而他们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劳动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令人羡慕和钦佩的佼佼者，再后来忽一日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的人，着实使我替他们感慨万端，叹息不已，并促我思考于斯。

时代对于他们，起初像“星探”，巡视的目光一旦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就超众了，他们就成官员了，成老板了。而这时赐给他们机会的“星探”变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们之间，一旦发现他们被虫所蛀，又会毫不留情地抡起利斧，顷刻将他们砍倒，使他们从此成为枯朽无用之物。

时代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渐趋法制化的时代的性格尤其就是这样。

它只能以这样的性格保持它的肌体健康。

而他们中那些原本是寻常百姓的儿子的人们，对金钱的诱惑的抵御能力，竟显得那么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诱惑的美丽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们周遭。如靓女向他们媚笑飞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原谅”自己一次其实没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所以我似乎常听身旁响起砍伐之声，响起“树木”倒地时枝丫折断之声。

环顾周围，我的“情感领地”中，已伐桩列列。

——算来，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从前是寻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这真的常使我触目惊心。

由此我又常联想到刘胡兰。

她问刽子手：“下一个是谁？”

答曰：“你！”

又问：“咋个死法？”

答曰：“和他们一样！”

我常做噩梦，梦中自己也那么问，得到同样的回答。

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庆幸自己这个寻常百姓的儿子，只不过就是写小说的，不是什么处长、局长，不会有人来贿赂我。

我将我做过的噩梦写出在这儿，以警醒同代人中的处长、局长们。我不讳言，倘若手中也有权，也是那种可与钱进行交换的权，我不见得还有什么资格警醒别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权力阶层内，所谓“身在三界外，跃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才觉得尤其有发出警醒之啸的义务啊！

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能出几个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认的常务副市长呢？

众所周知，哈尔滨市曾出过轰动一时的“飞驰大坑”案。

两亿多元一坑，无疑是中国目前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创造者叫刘金彪，一个从海南流窜至哈尔滨的素质、层次皆很低的骗子。

在哈尔滨举行亚冬运动会期间，他向运动会捐款4000万。于是各路媒体热烈报道，被视为“中国大亨”。当然他的钱是从银行骗出来的。一次性捐款4000万，目的是制造声势，再从银行骗出更多的钱。

这骗子曾被国外评为中国“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乡来客，专程请我回哈尔滨为这刘金彪写一本自传。

我说：“不。”

于是对方从提包里取出份报纸，指着说：“你不要怀疑，国外都承认他是中国第三位大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