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国家认同（第16/17页）

[46]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14页。

[4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906—910页。

[48] 关于梁启超《新民说》时期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过去比较主流的看法，以张灏、黄宗智为代表，他们延续史华慈对严复研究的思想传统，认为像梁启超、严复这些晚清启蒙思想家，虽然介绍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观点，但从最终关怀和目的论上来说，还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目标（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Philip C.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i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但19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对梁启超的新近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克武的观点，他通过对《新民说》的详细分析，指出梁启超是将个人与国家放在一个相互协调的关系中加以论述和处理的，最后的重心还是落实在尊重个人的自由上（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年）。

[49] 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哈佛演讲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顾玫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50] ［美］罗伯特·贝拉等：《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张来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51] 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p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52] 参见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氏著：《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8页。

[54]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154—155页。

[5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8页。

[56] 参见Steven Lukes, Inpidualism, London: Ha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转引自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载《中国书评》（香港），第9期，1996年2月。

[5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章，第79—95页。

[58] 参见［美］史华兹：《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张宝慧译，载《开放时代》，2001年5月。

[59] 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见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60]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61] ［美］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见氏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第25页。

[6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0页。

[63]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8—432页。

[6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28页。

[6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66] 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见氏著：《现代儒学论》，第20—28页；［日］沟口雄三：《中国式近代的渊源》，见氏著：《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67] 参见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见黄克武、张哲嘉主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6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66页。

[69] 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470—1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