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国家认同（第15/17页）

[18] 张佛泉在晚年曾经撰写过《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发表于《政治学报》（台湾），第1期（1971年9月），对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及其演变作了非常仔细和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其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的渊源关系。

[19] 有关国家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目前成果相当有限。比较系统的研究，见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0] 我曾经以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为个案，研究过中国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发现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所在。在一个以力为中心的战国年代，林同济为建立一个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呼吁过，但他内心所希冀的，却是一个自然的、审美的、宇宙与人心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世界。参见拙文：《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1]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13页。

[22]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第87页。

[23] 梁启超：《〈说群〉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93页。

[24] 梁启超：《〈说群〉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93—94页。

[25]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57页。

[26]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3—664页。

[27] ［美］约瑟夫·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28] 关于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关系，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章。

[29]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30]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5页。

[31]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2] 关于梁启超如何通过日本学者了解伯伦知理和卢梭，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4、6章。

[33]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4]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3页。

[35] 关于国民与部民的翻译以及区别，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6]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09页。

[37] 梁启超：《爱国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73页。

[38]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117页。

[39]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9页。

[40]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1—681页。

[41]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新民说·论合群》，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2、694页。

[42]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83页。

[43] 关于梁启超思想中“群”所具有的自治的民间社会性质问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

[44]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1页。

[45] 关于这一点，张灏与汪晖的看法是不同的。在张灏看来，梁启超的“群”的思想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整合、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这样的共同体把国家的道德目标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世俗的政治共同体（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211页）。但汪晖强调，由于梁启超始终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自治成果，他的自治观及其道德含义又主要以区域性的社群为模式，因此，他所理解的国家并不是一套单纯的政治结构，而是一个建立在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体（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