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3/14页）

为了捞取好处，王亶望和总督勒尔锦在私下里结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空对空。所以我们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实践证明，王亶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皇上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因为，大家都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只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既然想让皇上当这个冤大头，那就要好好地糊弄一把。一国之君又不是三岁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亶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皇帝当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同时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省长都敢带头忽悠皇帝，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的大帽子扣下来，有高一级的领导在那里扛着。

在这个案子中，地方各级官员几乎倾巢而出参与到这场权力分肥中，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置皇权国法于不顾，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权力监督机制的荒废有着很大的关系。努尔哈赤的子孙入关后，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恨不得将阻碍皇权强化的因素都清除干净。这样一来，科道官的监察权日渐削弱。

科道官在明朝时期又叫言官，他们由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组成。这些官员虽然级别不高，若论品级，很多人只是七品的芝麻小官。别看他们的级别小，可权力却并不小，他们有权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这主要是因为科道官在官家权力系统中的设置相对独立。户部尚书级别够高了吧？可负责监督户部的户科给事中根本不怕他，因为他与户部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为防止科道官权力过大，雍正时期更是将六科给事中都并入了都察院。这样就等于是剥夺了六科的职权，自然也就削弱了六科对六部官吏的行政监督权。就像乾隆年间的太仆寺卿戴璐在《藤荫杂记》中所说，雍正之后的六科是：“吏科官，户科饭，兵科纸，工科炭，刑科皂隶，礼科看。”正是由于科道官职能的不断弱化，才导致了监察机关在监督各级行政机关权力上形同虚设。在中央，那些占据重要部门的实权派人物以满人居多，而这些人大多数是皇帝的亲属或者宠臣。科道官们想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又怎会对其贪赃不法之事予以监督？处于权力链条最上端的京官就这样失去了有效的监督，由于权力的连锁反应，那些地方各级官吏也跟着鸡犬升天，参与到这场权力分肥的大戏中来。

此股风气一开，整个甘肃地界的权力食物链，每一个等级都在上演着同样的猎食方式。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以非法手段征收）赈银六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十两，合计起来贪污银两也有四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无人不腐。这些捞足了的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喂自己的上司。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个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一万八千余两，“馈送”蒋全迪六千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花去银六千余两。还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就更加离谱，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了个中间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八千两银。

银子送出去了，麦桓到手的只是一个待补缺的候补官员。这时候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再去打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其实也好办，先打个白条，将来有钱再补上。麦桓向上司承诺，如果自己能够由候补队员成为场上的正式队员，捏灾冒销得银后，将连本带息一并奉上。就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马不停蹄赶到任所大办其“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人不可无信，白条打了就要认账，不然他头上的七品乌纱也戴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