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5/7页）

这种态度在德奥合并后会有所改变。在那之后，纳粹开始更积极地利用莫扎特，把他当作大德意志帝国的宣传符号。阿道夫·莫伊尔（Adolph Meuer）捕捉到希特勒行军进入维也纳城所带来的欢庆情绪，在为《音乐界信息》（Signale für die musikalische Welt）写作时，竟然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此时的合并是受莫扎特的理想所激发：

近一时期来的大事件终于让德国人、德国精神和德国性格联合在一个强大民族力量的觉醒中。这些事件像一座燃着烈焰的拱门一样跨越时间和历史，其间，这个早已预见并令人向往的行动终于成了现实。奥地利重新并归祖国，两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在一个民族信念的统合力之下重新合而为一，这使我们能够心怀敬畏和欣赏地怀念我们整个思想历史上的那些专注地将壮志和努力投入这个目标的力量。无论战斗以何种方式打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精神还是艺术平台上，目标始终直指日耳曼民族认同，而这在我们时代正在被实现。在历史能够自我实现之前，许多呼吁者只能高高站起，大声为德国精神和德国性格呼喊。莫扎特这位萨尔茨堡的伟大公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发言人，他一次次强烈要求音乐中具有并展现出德国性；他本人如此强烈地具有日耳曼认同，以至身处国外令他备感折磨；他不得不每天向上帝乞求原谅，以使他能够为自己，也为“整个日耳曼民族”带来荣耀。[78]

莫扎特德国性的纳粹维度

前文已经提到，1933年后，通过有选择地援引莫扎特的书信来证明莫扎特德国性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而纳粹时期其他特有的论调也被用来支持这种解读。例如，为了加强他作为德国民族英雄的地位，多方协力寻找莫扎特和瓦格纳共同的音乐和美学联系。对音乐方面的这种关系最全面的探索是批评家阿尔弗雷德·魏德曼（Alfred Weidemann）做出的。他对瓦格纳的创作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写了长篇研究报告，发表在1934年拜鲁伊特音乐节的节目册以及《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Zeiting）上。报告中，魏德曼详细列出这位拜鲁伊特的大师对莫扎特作品的反应，以及它对他本人作品所可能有的影响。在最不为人知的轶闻细节之中，他强调了一条，即莫扎特的名字和古老的德国神话有着语文学的联系：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瓦格纳年老时，曾有一晚和人聊到名字的变迁和语文学分析；其间，他对“莫扎特”（Mozart）这个奇特而颇罕见的名字有着别具创意的解读。他的解释是，这个本质上是德语的名字派生自Moutishart，即沃坦（Wotan）的一个绰号。Moutishart的意思是“勇敢的英雄”。[79]

对莫扎特姓氏所可能具有的神学背景讨论显然能联系到纳粹特别感兴趣的种族问题。就莫扎特而言，他的雅利安背景毋庸置疑；无论怎样，这一点对于强化他那深刻的日耳曼形象而言，都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在1933年之后，关于他种族出身的出版物并不太多。也许音乐学家不愿意碰这个话题是因为没有什么清晰、明确且在理智上成立的方法来把一个作曲家的体貌和家庭背景与他的音乐关联起来。[80]察看一下理查德·艾辛瑙尔（Richard Eichenauer）在《音乐和种族》（Musik und Rasse）一书中涉及莫扎特的论调，这种印象就更强了。这本书初版于1932年，在纳粹时期被奉为样板著作，尽管作者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学训练。艾辛瑙尔在讨论这位作曲家时，试图牺牲他音乐中内含的意大利影响，以此建立起莫扎特音乐中所谓北欧面貌的主导性。然而，在让人注意莫扎特和海顿共同的种族遗产时（海顿是北欧和第纳尔〈Dinaric〉混血），他无法解释这些身处同时代的人是如何以这么不同的方式发展的。[81]

在一篇发表于1941年的短文中，埃里希·申克忠实地采纳了艾辛瑙尔的术语，但得出了有些不同的结论，看起来更能包容莫扎特对意大利文化的积极反应：

用种族理论转述，莫扎特“像海顿一样，是北欧—第纳尔混血”，其中北欧因素更多来自父亲，第纳尔因素更多来自母亲。在这方面，在这位大师的作品和性格中，我们能发现“深刻性和流行性、‘性格’和‘美’的艺术、北方和南方、德国和意大利的连续而鲜明的结合”。这说明了比例和情感的平衡；这种平衡，近世音乐史上只有一次成为现实，并且只在莫扎特的一生那几十年才有可能——即在启蒙时代之暮色和浪漫主义之晨曦的霞光里。它反映了一种汇聚了日耳曼性格之无尽源泉和外国艺术之最佳者的音乐语言。它反映了形式上的控制，以及与之相称的激烈的戏剧性。它意味着从对光明的体察中喷涌而出的无以言表的欢乐，以及对存在的整个丰富性的最强烈体验。它意味着对形式平衡以及——用歌德的话说——对那漂浮的“成熟、可爱的感官性”的强调。[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