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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斯的理念会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欢乐的英格兰”，美国的特殊自由根本不是外邦人和外地人所能理解或模仿的，不想也不能输出自己并非普世的价值观和过于精巧的宪法结构。林肯的理念会把美国变成一个不以血缘和地缘而以信仰和认同为基础的圣徒－战士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原则上就应该包括所有渴望救赎的灵魂和所有热爱自由的生命。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都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他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以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林肯没有理由怀疑神的大能，只是怀疑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蒙神青睐。1860年的共和党赋予自己马加比的驱除使命，将奴隶制问题上纲上线为不容妥协的神魔之争，断然拒绝通过政治交易取得联邦多数。在各州的联邦体系中，这样的选举前交易本应是一切高级政治的必要条件和自然特性。元老的智慧告诉我们：原教旨主义在党内的胜利将会造成绑架效应，给幼小的共和党打上极端分子的烙印。“联邦与自由一起要”的选民，本来是共和党的基础，将会恐惧地逃离林肯及其边缘政策。道格拉斯法官的高风亮节暂时挽救了共和党，使其没有立刻走上辉格党的分裂灭亡之路，却弥补不了该党自作自受的票房毒药纲领。然而，元老无法预料的怪事居然会发生：分裂和毁灭反而落到共和党的敌人头上，他们本来坐着都能赢。英国内战时期的骑士党和国会党每天祈祷，希望上帝让敌人混乱分裂，就是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神居然会拣选黑马候选人林肯及其少数派政府，把开启帝国之路的大任交付给他们，林肯自己都感到战栗。他从不怀疑美国生来就负有的伟大使命，只是怀疑自己这个罪人够不够资格做工具。但他除了回到《圣经》，没有别的办法宽慰自己。上帝无所不能，并不需要人类的斗争，但他仍然允许人类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目的。他自己对谁是谁非没有把握，但上帝有把握。这就足够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林肯的决断使美国永远背上了普世自由传教士的十字架。在林肯锁定的大义名分之下，美国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国了。从此以后，美国的价值必须是人类的永恒价值，美国的制度必须是人类的最佳制度。如果普遍价值不存在，各种保证地方性自由的特殊制度没有优劣之分，美国入侵迪克西就无异于俄罗斯入侵波兰，“新奥尔良的和平”将会跟“华沙的和平”一起遗臭万年。如果美国不能一视同仁地惩罚日本武士、大英帝国殖民者、苏维埃政委和布尔种族主义者，亚特兰大妇孺的哀号和诅咒就会招来永生神的烈怒。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谁能聪明到足以欺骗上帝呢？奥古斯丁强调，历史不是循环的过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后，路径永远不会重合。

真命天子可遇不可求，相当于彩票中大奖；天命可遇不可求，却相当于背负十字架。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件可怕的事情。拣选之权在神不在人，没有人知道神的理由。“为什么是我？”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将加尔文主义者置于永久的战栗和孤独中。林肯终其一生，都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帝国的荣耀只是虚饰，荆冠的刺痛才是林肯的切身感受。威尔逊和小布什在他们的决断时刻，同样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员和林德伯格试图逃离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然而为时已晚。道格拉斯（Stephan Arnold Douglas）和斯蒂芬斯在他们失败的同时，已经断送了他们所有政治继承人的机会。信仰的共同体只有一条边界，就是《圣经·创世纪》划定的那条边界；自由的共同体只有一条边界，就是爱与牺牲不能逾越的那条边界。尽管帝国的正义犹如太阳光，需要八分钟时间才能到达地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冥王星；但在信仰和自由的共同体边界之内，已经不再有高于帝国正义的历史先例和地方习俗，也不再有逃避帝国正义的法外之地。斗争仍将继续，但斗争的边界条件已经永久而不可逆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