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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爱国主义的实际意义就是公民德性共同体的排外主义，在南方自然会表现为针对非欧裔居民的种族隔离。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认为华工是不可同化的危险移民，无非证明他们信任经验知识超过抽象的宪法理论。21世纪的议员觉得应该向称职的华裔美国公民道歉，无非证明政治德性不是遗传和血缘的产物而是习惯和经验的产物。一百多年的熏陶足以改造民德，更新认同。格兰特总统劝告李鸿章，让华人移民到南洋去建设新广州或新上海。他真正的意思就是，听任美国西海岸产生太平天国或三合会黑手党政权，超过了美国人能够容忍的限度。林肯麾下有大批既恨奴隶制又恨黑人的共和党，对利比里亚建设寄予厚望。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一个不可能完善的黑人共和国在非洲是伟大的进步，在美国就是难以忍受的包袱。林肯私下的看法其实相去不远，但他最终将信仰置于经验之上。在信仰与经验之间，斯蒂芬斯和亚里士多德都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他们多多少少相信：某种来库古和努玛的智慧能够行使诸神的特权，发明共同体的德性和边界。先王以神道设教以后，此后的凡夫俗子不得僭越。这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做法，王莽、刘秀和汉代的谶学家都是这样做的。以色列先知的传人不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智慧的多神教性质，只能相信任何不以敬畏耶和华为起点的智慧最终都将证明为愚拙。政治德性是上帝完成其神秘计划的工具，人的智慧不能妄断。如果天命有此必要，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上帝多次拣选卑贱软弱者为工具，借此教育强者和智者：人间的一切财富都算不了什么。今后，他肯定还会这么做。如果自由民的共同体能作为工具荣耀神，这是好事；但如果自由民狂妄到自以为神少不了他们的德性，那他们就有祸了。晨星之子路西法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类似的骄傲。伟大的天使长曾经是众天使当中最美丽的，如今只能在地狱里称王。在这种根本性的路线斗争中，实证主义和利益交换的逻辑一文不值。是是非非，唯有诉诸神裁。

在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哲人眼中，共同体排外主义不仅自然、正当，而且高尚、伟大。这种纯洁的骄傲仅仅属于自由国民，混杂和卑贱的帝国臣民永远无缘体验。罗马人的箴言是：公民死国，奴隶偷生。自由人在危险的战场上保卫共同体，当然不会在安全得多的市政厅广场上屈膝于小吏。奴隶从小学习向书吏的教鞭毕恭毕敬，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武士面前坚守阵地。自由民的共同体注定是世界征服者，早晚会享用降虏的贡赋。降虏唯一的报复能力就是培养自己狡诈软弱的知识分子，将勇敢慷慨的征服者丑化为蛮族，借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卑劣。麦考莱在《论马基雅维利》当中，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义：“征服者勇敢而果决，忠于承诺，深受宗教感情影响。同时，他们愚昧、武断、残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文学都集中于被征服者。他们的诗歌、哲学、绘画、建筑无可匹敌。他们礼仪优雅、洞察入微，随时准备无中生有。他们宽容、和蔼、人道，但几乎完全不具备勇气和诚实。每一个粗野的百夫长都可以安慰自己，他虽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识和品味不过造就了无神论者、懦夫和奴隶。显著的差别长期存在，给尤维纳利斯犀利的讽刺诗预备了上好的题材。”

这种差异引出了主权或统治权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既伟大又肮脏：有勇气，才有德性；能杀戮，才能统治。主权来自武力，而非劳动。共和国主权属于公民战士，福利源于抚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劳动，但不能不战斗。外邦人和降虏必须劳动，索取福利等于策划颠覆主人的叛乱。福利并不影响自由，只要不准蛮族阑入或损害私人武装。反之则不然。这方面的理解错误不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降虏的阶级本能使然。美国黑人的解放始于自由黑人加入独立战争的企图，依靠二战和冷战的全民性质而成功。肯尼迪总统坦率地承认：如果美国需要黑人青年去柏林前线，民权法案就必不可少。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州“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来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