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谁之现代？谁之世界？（第3/3页）

在世界体系的问题上，贝利实际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论。他将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称为“原始全球化”，将1780—1820年的“世界危机”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他对“东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执着，以至于为我们描绘了“共时性”的全球帝国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帝国过度扩张的结果，但他没有解释，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应该属于哪种情况，班图人和占城人有没有促成或阻止这种衰落。“世界危机”引起了“革命时代”。革命不是一国内部的革命，而是世界体系的革命，体现于英法争霸、殖民和结盟战略，结束于维也纳会议。然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的现象。如果造就现代世界的危机和革命体现于英法两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么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要么就是贝利忘了说明廷巴克图王国或布哈拉埃米尔国在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内在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惊讶地听说，1900年，现代世界的效仿典范体现于日本而非英法。我们开始胡思乱想：或许，参加八国联军的日本军队在北京纪律严明，符合标准化的定义，这是现代性的体现；或许，日本加入国际警察行动，同时体现了东西方多因素的协同效果，这才是现代性的体现。中国人、暹罗人、越南人确实颇有模仿明治帝国的冲动，但俄国或阿根廷会模仿日本超过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说明。然而，贝利仍然无可奉告。他无可奉告的场合未免太多了一点，正如他乞灵于多因素解释的场合。

我们为读者考虑，最合理的建议只能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一位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涉猎历史，就选择麦克法兰；如果你喜欢政治正确而不太在乎解释力，就选择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