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谁之现代？谁之世界？（第2/3页）

全书在涉及法律和官制的部分最为薄弱，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英格兰习惯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在太密切，资料又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考虑到作者的观念，他居然无法有效地加以利用，只能说知识结构确有偏差错位。他一旦进入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的领域，立刻就恢复了良好的自我感觉，颇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挥洒自如的风范。对此，我们只能说，麦克法兰毕竟还是披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软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长。新政治史和经济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见往往能弥补弱点。攻击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这种攻击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结论。如果有一个知识全面的专业历史学家替他弥补资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贝利（C.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20]》比较名副其实。他反对西方中心论，将现代性视为百川归海的全球性进程，影响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著作很容易变成散漫无章的资料辑录，但作者对此似乎颇有警惕，因为他发明了自己的关键词——“标准化”。现代性意味着“标准化”的巩固和普及。“标准化”与韦伯的“科层”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但适用范围更广，贯穿各种亚文化和职业团体。本书的实证研究具备年鉴学派的许多特征：强调全球各区域的共时性，认为整体史观是史学的基础，尤其重视观念史和文化史，将自然科学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学。

“多中心的历史进程”只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作者承担了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将东方从被动变成主动，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他只有依靠三种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的“世界时间论”、彭慕兰和弗兰克的东方中心论。后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术错误，确实没有任何内容。极少数经济史专家对待他们两位，就像医生对待街头的营养保健品酬宾会。然而，时髦爱好者和政治宣传家总是人数众多。贝利的反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以彭慕兰和麦克法兰都无法接受的方式运用了“勤劳革命”的概念，将西北欧、中国、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全部纳入“勤劳革命”范围，否定它们存在质的区别，而将工业革命列为全世界“勤劳革命”的共同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华南水稻种植者和印度纺织工人的勤奋，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同样的推论方式其实完全可以证明，如果中国人没有在山区种植红薯，美洲黑奴就不会在甘蔗种植园内受苦了。工业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贸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恶。中国农民固然对两者都没有直接参与，但如果没有他们的间接支持，两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罗代尔对本书的影响比较值得赞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位大师强调日常生活、政治活动、世界格局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从来没能解释清楚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他本人的著作满足于分层次地罗列资料，把要害问题的解释留给了后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传人光荣地完成这项宏大任务。大量罗列资料的做法同样有严重问题，不同资料的可信度相差甚远，可能应验了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计算一头大象、三百只兔子和两千颗樱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确地判断中国皇帝鼻子的长度呢？资料的丰富程度和问题的重要程度从来不对等，可能应验了另一个古老的笑话：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虽然钥匙掉在阴沟里，但那里没有光；路灯下虽然没有钥匙，但毕竟有光。贝利并没有表现出他比布罗代尔更擅长应对这些难题。他试图证明欧洲中心论是现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欧洲革命和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南亚武装暴动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与欧洲中心论者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能不严重怀疑：华夏中心论是东亚研究的歧途，苏州园林与北海道虾夷人的渔船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一切结果都与一切因素有关，那就很难判断甘地的素食主义到底是造就或损害了美国的大萧条，还是造就或损害了德国的集中营。你只要将相对主义引入历史，早晚免不了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