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渊的泉源（第6/6页）

Rome and the Renaissance：The Pontificate of Julius II，London：G.P. Putnam’s Sons，1903），第283页，译者John Dennie；德·托尔内（Charles de Tolnay）著作《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与思想》（The Art and the Thought of Michelangelo，New York：Pantheon，1964）；隆纳德·M.史坦伯格（Ronald M. Steinberg）著作《萨伏纳罗拉修士、佛罗伦萨艺术、文艺复兴史学》（Fra Girolamo Savonarola，Florentine Art，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第39～42页；克罗南（Vincent Cronin）著作《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第296页。例如克罗南认为萨伏纳拉罗拉的著作和布道影响了波提切利、西纽雷利等一些佛罗伦萨艺术家，透过他们形成某种“倒退”（retrograde）艺术，这种艺术从报复、恐怖、惩罚的角度看待基督教。德·托尔内也在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作品里发现萨伏纳罗拉观念“深沉的回响”，第62～63页。但史坦伯格对于萨伏纳罗拉的影响，态度较保留，认为米开朗琪罗的宗教人物形象与萨伏纳罗拉布道词之间的直接关系因缺乏证据而难以论断。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无从得知米开朗琪罗在神学上的师承，以及他本人对此主题未表示个人看法。关于萨伏纳罗拉透过其在圣马可教堂的继承者帕尼尼（Sante Pagnini）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可参见温德《帕尼尼与米开朗琪罗》一文，第211～246页。

[15] 帕奥鲁奇（Antonio Paolucci）认为，甚至就连梵蒂冈那尊透着“纯洁之美”的《圣殇》，都受到萨伏纳罗拉教义的影响。参见帕奥鲁奇著作《米开朗琪罗：诸〈圣殇〉像》（Michelangelo：The Piètas，Milan：Skira，1997），第16～17页。